农业
曲辕犁唐朝农业生产工具较前代有新的进步。曲辕犁就出现在唐朝。还出现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唐初，有记载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达一百六十多项。其中着名的如玉梁渠、绛岩湖、镜湖等。[12][13]天宝年间，唐朝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万顷。粮食产量也有提高。天宝八年，官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每斗仅十三文，青州、齐州每斗仅五文。唐朝后期，由于人口南迁，加上土地开垦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
手工业
昭陵六骏(6)唐朝手工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工部是主管官营手工业的重要部门之一，直接管理的机构有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少府监主管精致手工艺品；将作监主管土木工程的兴建；军器监负责兵器的建造。监下设署、署下设作坊。还有铸钱监和冶监等官制。[14]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不对外销售，只供皇室和衙门消费。工人则分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户、杂户等。私营手工业较官营手工业不发达。唐朝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唐后期，南方手工业大幅进步，特别是丝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和制茶业。[14][15]
唐朝手工业较前代有很大的进步，商业也比前朝发达。手工业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有益的作用，商业的发达刺激着手工业进步，也加强着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货币
开元通宝唐朝建立后，出台了自己的铸币政策体系。唐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16][17]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同时，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体系。[18]
唐朝政府不断出台严厉打击私铸和滥铸等的法令，并禁断使用恶钱，但是由于铜钱供应量严重短缺，币值不断上升坚挺，私铸和滥铸有暴利可图，所以成效并不理想。两税法实行以后社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矛盾，突出表现为钱重物轻即所谓“钱荒”问题的不断恶化。[19]
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柜枋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了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割据，人口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
赋税
唐朝中期的780年，统治者实行两税法，当年税钱1089万八千余缗，谷215万七千余石。821-824年，年均税收3515.1228万贯、石，唐后期853年，税收下降到925万余缗，其中盐利达278万余。随着唐朝对盐商压迫日益加剧，唐朝末期直接引发了黄巢起义。[13]
8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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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隋炀帝杨广造成的隋末天下大乱导致全国人口锐减，至唐高祖武德年间仅200余万户，李唐统一全国后户口开始逐步恢复。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户数恢复至304万，人口达1235万，又获塞外归附人口120余万；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户380万；武则天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约达3714万人；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户数达，口数达，为官方户口统计的峰值。安史之乱后，因藩镇割据及户籍统计和管理混乱废弛，户口数不符合实际情况，据学者分析广德二年（764年）全国人口至少有4600万到4700万左右，晚唐人口峰值达六千万左右。[20]
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唐朝的人口峰值出现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至十四年间（754年-755年），因学者考虑到佃农、隐户、奴仆、士兵、僧道、外族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而对唐朝人口峰值有不同看法。[21]唐朝史学家杜佑认为唐朝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一千三四百万户；现代学者赵文林、谢淑君认为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朝人口顶峰6300万；现代学者冻国栋认为唐朝人口峰值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大约1430-1540万户约为7475-8050万人；现代学者王育民认为唐朝天宝年间户口峰值为8050万；葛剑雄认为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年）左右的人口峰值在8000-9000万之间；现代学者陈旭麓提出唐朝人口峰值是9254万；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更认为唐朝人口最高峰时2000万户，人口达1.4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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