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法克斯伯爵的构想，倒是和乔治·格伦维尔试图继承皮特和爱国者党遗产的谈判思路差不多。
毕竟，世界是物质的，逼到这种地步，能做的选择已经不多。
刘钰当初最担心的两件事，一个是英国放弃印度让中法之间互咬、另一个是英国取代荷兰做东西方的二道贩子。这两件事算是英国的战略主动，一旦放弃了这个战略主动，等到法国在印度失败、大顺出兵的时候，其实能做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哈利法克斯伯爵和乔治·格伦维尔的思路，都是从这些已经不多的选择中，选出来一个可以执行的。
这就是一个公鸡把太阳叫出来的故事。
无非是现在英国的宫廷里，有两只公鸡。
一只是保王党世子党为核心的公鸡；另一只是继承了爱国者党且做出适当切割的格伦维尔派的公鸡。
现在的关键，不是太阳出来，因为这是必然的了。
关键是，到底是那只公鸡把太阳叫出来的。
这是重中之重。
中法联军这一次攻下了直布罗陀来送俘虏，站在英格兰民族的视角来看，肯定是带有耀武扬威成分的。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英国政坛上的两只公鸡，都急需这个机会，抢到一个“我把太阳叫出来”的先机。
大顺的使节团规格不高，显然不是来谈判的。
至少是不可能敲定停战细节的。
但是，老百姓不知道。
现在，英国的人民，或者叫民众，或者叫百姓，都差球不多，只关心那么几件事。
国债能不能还？
民兵法是不是要改成强制出国作战？
当然，英国的民众还有其余的阶层。
比如商人阶层、比如金融家、比如手工业者、比如工场主等等。
但，在这种局面下，这些人并不是能够产生推倒现有政权的有威胁的力量。
对于政权而，要先安抚那些有能力制造大规模混乱、且有可能推倒现有政权的力量。
安抚了他们，剩下那些人，便搞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
在中法联军兵临木墙长城的此时此刻，有能力以暴力手段威胁到英国本土的时候，拥有这种力量的人只有三种。
打着托利党名号的雅各布派、底层民兵、国债购买者。
这种情况下，即便大顺这边其实未必是来谈判的、甚至即便可能是来谈判的但其级别也不可能敲定战后条约。
却也不妨碍，两只公鸡借此机会告诉英国民众，让英国民众知道他们想要知道的消息。
比如，买国债的不要担心啦！我们已经和中国人达成了初步的谈判，国债可以用东方贸易品的关税偿还！
比如，担心出国作战的民兵，不要担心啦！我们已经和中法之间达成了初步的谈判，新国王是会说英语的英国国王，汉诺威可以按照继承法，分给坎伯兰公爵，你们不会出国作战的。
比如，托利党们，不要担心啦。虽然国债欠了一大堆，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不需要加增土地税就还国债的办法了，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增加土地税的。
这些，都是英国此时为数不多的选择。
所以，关键就是，到底是“哪只公鸡把太阳叫出来的呢？”
谁叫出来的，谁就可以获得舆论上、议会上的巨大优势。
而后叫的那只，要么支持，那么就证明了先叫的那只是正确的；要么反对，那么就意味着他们将被民兵、国债购买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主所抛弃。
老马分析过这种手工业工场时代的权力问题。
虽然说，不管是乔治三世一党、还是准备正义切割的爱国者党余部，他们都不可能用老马的学说和体系来分析现在的局面。
但，就好比，在牛顿之前，人们也知道利用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也知道把东西扔天上会掉下来一样。是先有万有引力，然后有了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而不是反过来。
社会科学既然是科学，那么也是一样的道理。
老马说：
（手工业工场时代）工业（由于必须给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成为必不可少的）没有特权是不行的，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
工场手工业离开保护是不行的，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
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个国家建立起来，正因为这样，它也很容易被破坏。
此外，它的经营方法，特别是18世纪在乡村里的经营方法，使它和广大群众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
因而工场手工业，在它能够输出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是完全依赖于贸易的扩展或收缩的，而它对贸易的反作用却是比较微小的。
这一点说明了工场手工业的意义是次要的，同时也说明了18世纪商人的影响。
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最坚决地要求国家保护和垄断；诚然，手工工场主也要求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
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不如商人。
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商业城市已带有大资产阶级的性质，而工场手工业却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统治……
这也就是老马说的，在这个时代，是商业的霸权、海军的霸权，带动了工业的霸权。
而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斗争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在沿海城市已经壮大，但英国的封建势力和土地贵族依旧强大。不得已，商业的大资产阶级，借助辉格党或者辉格党内部的反对派，来组成一个寡头政治同盟，维系其统治地位。
不敢自由贸易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经营方法，特别是乡村里的经营方法，使它和广大群众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
这一点，以1701年和1721年的棉布禁止令为典型，这两个棉布禁止令的法条中，都包含这么一句话：for more effectual employing the poor
poor，穷人，底层。
大致的翻译就是“为了让穷人也有工作”——更深刻点就是“与其东方棉布冲击倾销，不如禁了东方棉布，让穷人在家自己纺点纱、去搓点麻，最起码有点事干，挣几个钱饿不死”。
老马这句话说得如此之对，以至于英国如此，大顺这边也是在松苏改革之后一点也不敢放开内地子关税，生怕炸了。
当然，法国也一个吊样，这事真不好说只是法国的白兰地生产商资本家，阻碍了法国酿酒业发展，以至于更便宜的蜜糖没法用……至少不能这么简单来评价，而是法国上百万靠着摘葡萄、种葡萄、酿酒、打工、做橡木桶木匠活等等生存的人，也得吃饭，也得活着。放开朗姆酒，这些人吃啥？喝啥？
这不是说这么简单的事，放开了，没事干，无形之手自然会推动新的产业，这些劳动力就会填充到这些新产业当中。
道理不是不对，就和明末的那些事一样：
但是就像是一些伤感明亡之辈的感叹一样：“老百姓的觉悟太他妈的低，居然都不肯乖乖当饿殍”。
而且人也不能冬眠，在无形之手调控之间扎脖不吃不喝。有些事真就是无奈的现实选择，因为世界是物质的，人不吃饭会死，偏偏人在死之前，很可能死则举大名耳。
包括大顺的松苏改革，刘钰也知道，工场和工业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所以他才要开发苏北、开发关东、南洋开发和漕米买办制，把人往南洋和东北驱赶去种地，而不是往城市里挤，因为根本容纳不了那么多工作岗位。
英国这边或许未必能够用老马那种精辟的道理把问题的本质总结出来，但统治者也不是说就觉察不到放开关税和自由贸易带来的危机。
比如哈利法克斯伯爵，就建议，借着民兵法给民众定心丸、确定不会去汉诺威参战的时机，赶紧调动民兵，准备镇压放开贸易后的纺织业起义——这种道理，大顺这边的老古董们也知道，在刘钰盐政改革、海运改革的时候，提前给刘钰军队，准备镇压扬州盐工起义。
而英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一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问题。
再坚持下去，很可能托利党就开关喜迎斯图亚特王者归来。而英国的统治者怎么选？自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镇压纺织业起义，而不是选择死扛到底。
毕竟，斯图亚特家族要是复辟了，汉诺威家族固然要完。
辉格党这群人有一个算一个，多半也得全进伦敦塔。
是以，在这个问题上，辉格党和王党的选择是一样的：宁可对华妥协、签条约、镇压纺织业起义，也不能再打下去内部爆炸，会说英语的斯图亚特正统王者归来——虽然斯图亚特家族也他娘是布列塔尼的，但真要是论封建正统，怎么也比荷兰人或者德国人，稍微正那么一点。
而根据老马的分析思路，可知，现在英国的工场手工业生产者，在政治力量上，是不如沿海城市的商业资本家的——比如船主、垄断公司股东、大商人等。
而沿海城市的商业资本，也还必须要依靠土地贵族的辉格党们，才能够执政，让渡为内阁的统治者。
可推出，英国此时的政治力量中，工场手工业的产业集群的政治力量，是非常脆弱的、无力的，也就是可以被抛弃的。
况且，真要放开了贸易，大顺这边带来的冲击，也并不是说会把英国所有的手工业都冲垮。
也就是瓷器、陶器、丝绸、纺织、金属加工这几个行业而已。
你问种谷物的地主，说放开这些东西进入好不好，对他们来说，也没啥影响，甚至生活成本降低，也没啥。
本身整个阶层的政治力量就不甚强，又被分化出诸多行业有的有影响有的没影响。
那么，不敢惹地主加土地税，还不敢镇压纺织业起义吗？这当然是优先选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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