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坞堡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私有经济，竞争和剥削的残酷性丝毫不亚于西方世界原始自由竞争时代。
为了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首先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一条公理性假设：资源稀缺。强调一下，这个不是假设，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资源稀缺，直白的解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钱不好赚。
东汉时代赚钱就更不容易，当时人类开发资源的手段极为有限，为了生存下去，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宗族乃至每个民族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与小农家庭相比，坞堡无论在生产、分工还是对抗官府的能力方面，都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高很多。
正因为能力强，竞争也更为残酷。
光武、明、章三朝，在残酷的竞争中，一些坞堡衰败了，也有一些则更加强盛。东汉帝国社会财富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西汉时期，坞堡的经济实力也远远超过了西汉的官家豪强。西汉中期拥有超过万顷土地的大豪强已经非常罕见，东汉中期坞堡却往往占据一两个郡，其财富总额足以令人咋舌。
《居延汉简》这样记载当时的大坞堡主：他们的房屋连接成片，肥沃的田地遍及郡县，仓库已经装不下他们的奇珍异宝，山谷已经装不下他们的牛羊……
既然是竞争，就一定会有失败者。换句话说，竞争一定会产生贫富差异。一旦胜负已分，接下来的竞争中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最后产生极度贫富分化。
汉章帝以后，坞堡之间的竞争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桃源不再是同姓聚居，而多出了许多新人—“部曲”。这些人可能是外姓流民，也可能是竞争中离散的其他坞堡居民。部曲的生活如此悲惨，以至于后世经济史家认为东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奴隶制。
《东观汉记》记述了一个叫“倪萌”的部曲，倪萌的哥哥在一次灾害中死去，倪萌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岁末的时候，为供养兄长的遗孤，倪萌自己的儿子反而被饿死了。
本来，政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合法地“杀富济贫”，通过剥夺富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东汉朝廷却是这样一个政府—京兆、太尉这样的高级官僚同样要“食麦蔬”。
所谓“食麦蔬”，说白了就是粮食和野菜掺和着吃—不是为了健康，也不是因为饭局太多怕患高血脂，而是因为真的吃不饱饭。
封建官僚自己都吃不饱，如何会有能力管理强大的坞堡？
帝国不能管理自己版图上的坞堡，又如何能对抗异族入侵？
如果封建官僚势力过弱，就无法抑制自由竞争产生的贫富分化，更无法有效集中资源。如果帝国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一旦面临强大的异族挑战，国家同样会生灵涂炭，甚至被灭族。
东汉中期，在并不遥远的西部，异族对中原财富觊觎已久……
汉代，青海地区生活着另一个古老的民族—西羌。与匈奴一样，西羌也是一个游牧民族，自己只能饲养牛羊、马匹，粮食、布匹都要靠汉朝供应。对西羌人来说，能换到粮食、布匹当然好，如果换不到，纵马抢劫更省事。
西汉年间，汉武帝曾经收服诸羌，并在羌地设置了郡县；汉宣帝、汉元帝先后对西羌发动过三次大的战争，诸羌从此一蹶不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帝国无暇西顾，西羌由此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汉中期，西羌人口数量已经与匈奴鼎盛时期相近。
东汉举国上下却对此毫无警觉，醉心于发财的坞堡主当然不会关心军事；西汉时期的军马饲养基地也变成了“科研机构”，流传后世的《相马术》就是其代表性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统辖的禁军（常备军）也不足万人。更可笑的是，帝国末年禁军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兼职组成。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贼窥视。
汉安帝永初年间，西羌多次侵扰冀县、平襄（今甘肃甘谷、通渭），经常一次就屠杀上万名汉人；多名高官先后罹难，汉中太守郑勤阵亡、凉州刺史皮扬阵亡、征西将军司马钧兵败自杀；最后，西羌甚至一度围攻故都长安。
战乱之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被打破了。甘肃、陕西地区的汉人开始大规模内迁，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
在汉安帝的号召下，吃尽了西羌苦头的坞堡也只能心甘情愿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只不过，坞堡军队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战争中当然不会分工合作，更多的情况是，一支坞堡军队遇到敌人，友军龟缩不出，坐看友军失败。加之东汉坞堡派出的士兵都是原来扛锄头的农夫，这些人临时拼凑起来组成军队，单兵作战能力确实远低于西羌，十个步兵也未必能打赢一个西羌骑兵，因此，东汉军队逐渐被各个击破。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四年，东汉帝国全体臣民一共花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差不多相当于西汉帝国二百年间铸造的货币总和。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未能击溃西羌，也没有保护好内地黎民百姓，反而培养了一批强大的军阀：张焕、皇甫规、段颎等，还包括后来祸乱汉家天下的董卓。
汉羌战争消耗的社会财富越多，东汉帝国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汉安帝死后，东汉帝国再没有能力主动对西羌发起攻击，在战争中几乎完全处于守势，西羌之祸愈演愈烈。汉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西羌四十五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组织一次有效反击。
战火蔓延到朔方、云中、雁门、代郡、琢郡、渔阳、辽东等内地诸郡，西羌士兵一度进攻都城洛阳。
连年征战使得东汉人民无心稼穑，帝国政府既然解决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激化。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蝗灾，帝国版图内再次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这些人光着身子、吃着草根，在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下流浪于帝国阡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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