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八章不知己而知彼
（pS：想了一下，有些内容还是不适合直接写出来。安全相对更要紧。）
“在具体考虑作品的内容之前，我先了思考一个问题。”
毕文谦没有顺着陆常委的思路走，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讲下去：“孙子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想要消灭敌人，我们得先了解敌人，得从他们所站的立场和诉求去思考，找出他们的问题所在。具体到现在这个项目，我需要思考的是，兼顾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Rb右翼的最根本目的是什么？他们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有，需要改变历史节点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Rb右翼势力必然在蛰伏的时代里反思过相似的问题。很显然，其中有那么一批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所以，他们现在重新抬头了。对于那些二战的参与者，以及那些在二战中获利者的后代，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我们没有必要去费力不讨好。但时代总是新陈代谢的。在科技让人类的寿命质变之前，精神、信念、理想的传承，不仅高于个人荣辱，更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的关键。我们最需要争取的，是Rb的新鲜血液。”
“如我以前强调过的，Rb是一个基础条件比较发达的国家，基础教育是相对比较完善的。Rb的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历过系统而本质的政治教育，但他们多数人的受教育水平，是足以进行思考的。至少，那些成绩不差的人有这样的条件。而恰好，成绩不错的人，更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以及其发展方向。”
“一个观点，如果你强加于一个人，他很可能不信，甚至越发怀疑，而即使因为从众的心理而盲从，那也将大大降低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那样的人，可能因为狂信而可靠，却无益于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会被淘汰。而如果你告诉一个人一些真实的基础条件和推演方法，让他从自己的愿望出发，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你想告诉他的结论，那他不仅会信服，还会主动走过来，踏上和你相同的道路。很显然，让Rb兴盛于民族之林，傲立于世界之巅，会是一个普通的Rb人朴素的愿望。让Rb有条件思考的年轻人，基于这个朴素的愿望而思考，得出Rb传统右翼，或者说军·国主义的道路是死路的结论，就是我们这一次创作的目标。”
说话的间隙，毕文谦一边喝着水，一边回忆着历史：“我再举两个例子吧……一个，也许令人振奋：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有在Rb情报机关的军人，因为通读了太祖的文章，结果从侵华日军那边反正，认同了我们八路军的思想和立场。这些，恰恰就是当时的Rb年轻人。”
“而另一个故事，大概就令人唏嘘了：有一个Rb军人，出生于大约百年以前，虽然只是最底层的华族，但家庭条件相对还算优渥。甲午战争的时候，他刚刚进入学堂没多久。后来，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了军校，受Rb当时的泛亚洲主义影响，从当时的Rb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分配到朝鲜当一个小军官。1912年，他在汉城听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清朝皇帝退位，他带着自己手下的兵，在军营附近的山坡上，对天鸣枪庆祝，高兴得仿佛是自己的祖国解放了一般，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支·那革命万岁’这样的口号——是不是觉得听上去很古怪？然而后来，他考进了Rb陆军大学，毕业以后，在1920年，来到中国，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对民国进行切实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和中国最普通的社会底层人民一样的劳作，体验和观察。从此之后，血气方刚时的激情，对于中国的仰慕和热忱，完全消灭。虽然他依旧持着所谓中日命运一体的态度，但却是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用他的话说，当时的民国，‘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然后中国的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就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而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就是这样一个Rb人，弱冠之年，为辛亥革命成功喜极而泣；而立之年，断言中国没有希望；而到了不惑之年，就是他，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毕文谦忽然长叹了一声，“没错，他就是石原莞尔。虽然七·七事变断送了他的仕途，像王爷爷这样的老八路没有和他在战场上交过手，但整个二战里属于中日的部分，石原莞尔这个人在历史中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去分析，石原莞尔的战略，不仅具有真正的可行性，并且有不小的胜算。如果Rb在二战中执行他的战略，也许，历史就大幅度的改写了。”
说到这儿，毕文谦突然笑了起来，脸上浮现着嘲讽。
“没错，如果。就像很多Rb右翼那样，对历史，总喜欢来一句如果，并且这个如果，总是发生于自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然后觉得自己的失败只是运气不好，失败是一种偶然。但历史真的有那么多如果吗？”经理办公室里，响着毕文谦的讥笑声，“小国寡民的赌徒心态啊！”
“事实上，在《孙子兵法》里，石原莞尔就是典型的知彼不知己的案例。他能够真正用心花时间在中国做社会调查，真真正正地了解中国，所以能够对以运输大队长为首的民国有着深刻的判断，他提出的战略，自然会具有可行性。然而，他并没有用同样的态度对自己的国家做过社会调查，他根本就没有在全局上了解过Rb！”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同样，不知己而知彼，也不过是一胜一负。石原莞尔能够提出有胜算的战略，却根本不知道，那样的战略根本不会被自己的同胞赞同！历史，即使有如果，那个关键的节点，也根本不是他的战略是否被执行，而是Rb社会有没有执行那样的战略的土壤。”
毕文谦又喝了一大口水，小口慢慢吞完，语气也再度平静下来。
“我再讲一个历史上的小故事吧！”
“1905年9月，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日俄战争结束，Rb和沙俄缔结了《朴茨茅斯条约》。条约中，Rb获得了不小的战略利益，却放弃了战争赔款。条约内容公开之后，5号，Rb的平民在东京千代田的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召开所谓的反对媾和国民大会。很快，大会发酵成了暴动，群众袭击了国民新闻社、内务大臣府邸、教会、警察署、派出所。三天之后，暴动在东京被镇压，但很快，暴动蔓延开来，整个Rb，各个地区都出现了反对媾和运动。这个事件，被称为日比谷烧打事件。”
“所谓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问题，最终都会以经济问题的形式爆发。日比谷烧打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事件，折射了Rb近代以来，甚至到今天为止，仍然存在着的大问题。如果不了解、不分析、不思考这样的事件，特别是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拿不出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无论是所谓Rb近代史上的战略天才，石原莞尔，还是今天掌握着Rb政治权利，可以影响Rb未来的人，他们都不可能让Rb走向真正光明的未来。”
毕文谦的右手放在办公桌上，把那红木镇纸像惊堂木一般，轻轻拍了个响。
“而我们这一次将要创作的作品，就是要让Rb的年轻人，产生思考这些问题的兴趣，在一定的方式下主动去寻找出路，最终认清那些错误的道路为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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