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明赶出中原后，南顺高层痛定思痛，决定向大明学习。
因为环境不同，大明的一些改革不能照搬，但像忠烈祠这样能激发军人荣耀感的做法，南顺直接照抄了。
南顺现在的国策，完全歪向了先军政策。
想要保证第三年就对外扩张成功，那南顺的军事实力必须在短时间内得到加强。
为了这一目标，南顺高层无所不用其极。
除了照抄的功绩祠，杨泽开结合军旗制度，直接把顺军士兵的地位，抬高到奴隶主般的高度。
从军的顺国人，可以在交趾拥有超过5亩的土地。
这数字不少了，交趾本来就没多少耕地，这一手基本剥夺了交趾人拥有土地的权利。
这些失去土地的交趾人，被顺人大量雇佣变成自家的家奴。
剩余部分则强制要求进入工厂学习，从事繁复的生产工作。
而交趾军旗的人，也被允许拥有不超过3亩土地，直接把他们变成了交趾的地主阶级。
按照交趾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规律，这些土地完全可以养活家人。
而且，杨泽开还在公开场合宣布，一旦发生战事，只要攻取新的领土就会按这个政策逐一加码发放。
此条对交趾军旗的人也适用。
这可算彻底激发了南顺军人的扩张欲望。
南顺在卧薪尝胆，大明也在有条不紊的对南方工业进行产业升级。
逐步到位的工业设备，吸纳了很多因为战争而失去工作的百姓。
朝廷之前对这些人进行了救助，每天在固定的地点发放粮食，保证其不会饿死。
除了重工业，南方发达的轻工业恢复的更快。
各种纺织厂、成衣厂、罐头厂等等轻工业有关的工厂，四处开花全面复工。
并且，由于南北统一，北方的生产原料大量进入南方。
这给原本就发达的南方轻工业，直接安上了一对翅膀。
战争结束后，大量的外国船只停靠在大明控制下的各个港口。
没有了大顺这个竞争对手，大明的贸易出口额成倍增长，财政税收也开始起飞。
统一红利正在逐步显现.....
这段时间，明帝国也开始逐渐低调，没有过多参与国际事务。
因为朝廷正在制定所谓的《阁宪大章》。
统一后，朝廷发现《大明律》中的一些条款已经不适用了。
特别是南方回归后，很多南方商人本身就拥有大量的财富。
而这都是南顺体制带来的弊端。
很多时候，人的行为都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
南方商人想要在南顺统治下的土地经商，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
这些手段到最后，直接为商人们囤积了大量财富。
统一刚刚完成的时候，朝廷就有人对这部分人财产的合法性进行了质疑。
按照《大明律》，南方商人百分之九十五都要抄家灭族。
剩余百分之五，那是之前大明留在南方的暗子，就算触犯了《大明律》也情有可原。
周晟铭自从登基以来，向来信奉人性本恶论。
所以，周晟铭一直在完善帝国法律，并保证法律的威严。
现在，如果要保证威严，那就要杀光还留在南方的商人们，这可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决定的。
朝堂为此吵作一团。
还是周晟铭凭借威望独断道：
“朕一直都在坚持依法治国，但当所依之法不适用时，需要制定法律的人及时变通。”
有了皇帝这句话，大臣们立马秒懂该怎么做了。
有大臣提出是否修改《大明律》，但周晟铭还是觉得不妥。
《大明律》不是不适合大明，而是不适合现在的南方。
等到南方彻底融入大明，社会风气也会向北方看齐，《大明律》并不落后。
内阁也想到了这点，直接向周晟铭建议。
《大明律》不改，但要制定一个有时效性，专门针对南方的法律。
说白了就是临时性法律，只实行一到两年，专门限定在某个地方。
而这种临时性法律又不能脱离《大明律》的范畴，不然刚刚消磨的南北对立，会因为实行不同的法律而死灰复燃。
这就有些难办了，难道要动用皇帝的大赦令，直接宽恕整个南方商人阶层？
不妥不妥.....
最后，皇帝决定既要对南方商人阶层实施惩罚，又不能完全照搬《大明律》。
周晟铭以皇帝的命令，加上庆祝统一的由头直接向南方下诏。
所有商人必须在三个月内，向所在地政府缴纳总资产百分之四十的税务，专门用于当地发展的专项资金。
而法务部将组织大量人手抵达南方，专门针对商人阶层所犯之法清查。
但是，由于历史因素，这些人大都是在南顺统治时期触犯的《大明律》。
皇帝特许，只要不是背负人命案，如抢占百姓家产还打死人这类的。
可以酌情缴纳赔款，并对受害人采取补偿方案得到原谅。
而只要背了人命，那没说的，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直接拉出去毙了，但不搞株连。
没有杀人的也不要庆幸，周晟铭把得到受害人的原谅放在了第一位。
要是得不到原谅，《大明律》怎么规定就怎么办。
此诏令一出，南方商人们各种鸡飞狗跳。
百姓则欢呼雀跃，觉得终于有人管了。
商人们先去缴纳了税金，然后开始自查家里人有没有手上沾血的。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商人本身就参与的不用说，这段时间惶恐不安待在家里等待审判。
没参与，但查到家里有人参与的，当时甚至得到默许的，同样忐忑不安。
不过这部分好一点，枪毙也毙不到本人头上，大不了再生一个儿子好了。
而那些没有沾血，只是手段不那么光彩的商人们。
挥舞着钞票找上当年的受害人，就差当场跪下了，哆哆嗦嗦交给受害人一份谅解书，想要让他们签字确认。
当针对商人的清算行为轰轰烈烈之时。
大明朝堂上，因为周晟铭对南方的诏令，直接引发了人们对现有法律是否适合当今之大明的讨论。
发展到最后，《乾武新政》也被拿出来讨论。
这一切都是周晟铭在背后做推手。
他发现，大明南北的“氛围”差异，不是人为可以消除的。
虽说文化一脉相承，但生活的环境不同，系统的洗脑程度不同，造就了帝国南北之分。
帝国北方，完全就是JG加大工业集体主义。
帝国南方，虽然百姓对皇帝的忠诚度满了，但长期以往之下，集体氛围没有北方浓烈。
单参军热情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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