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读课的琅琅书声刚歇，八年级（2）班的玻璃窗还凝着层薄露。语文老师周老师抱着一叠浅棕色的作文本走进教室，木质讲台被她的教案轻轻一碰，发出“嗒”的轻响——那作文本里夹着的，是上一次月考的语文成绩单。
“今天早读最后十分钟，我们不背古诗文，聊聊‘进步’这件事。”周老师的声音像温茶，漫过还带着困意的教室。她从第一排开始分发作文本，每本封皮右上角都用红笔写着分数，有的数字旁画着小勾，有的则标注着“阅读扣4分”“作文立意可深化”的小字。
林晓冉捏着作文本的手指微微蜷起。她记得上次看到“82”分时，目光在“记叙文细节不够生动”的批注上停了很久，连课后托管时都在翻范文，琢磨怎么把“妈妈煮的粥”写得更有温度。现在再翻开，作文里被红笔圈出的“很温暖”三个字，依旧提醒着她上次的不足。她抬眼扫了圈四周，前桌的张昊正对着自己的“65”分皱眉头，那分数旁边的“基础字词错3处”，像根小刺扎在纸页上。
“大家先看看上次的分数，不用和同桌比，就和自己的试卷对话。”周老师把一叠浅粉色便签纸放在讲台边，“然后在便签上写下这次月考的语文目标分。不用追求‘飞跃’，比如上次80分，这次可以写83；上次68分，这次写72——每一分进步，都要和你能补上的漏洞对应。”
课代表分发便签时，林晓冉指尖碰到纸边，忽然想起昨晚整理的阅读错题本：上次现代文阅读里，概括段落大意扣了2分，理解句子含义又扣了1分。她对着作文本上的82分算：要是基础题不错、阅读多拿3分，是不是就能到85？这个数字比上次高3分，不算遥不可及，但得把《背影》里的细节分析再练两遍，把作文里的“温暖”换成“粥汽裹着陈皮香，漫过整个厨房”。她握紧笔，“85”两个字写得格外工整，笔尖在“5”的弯钩处顿了顿，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斜后方的王浩宇上次考了76分，试卷上“文言文实词解释错2处”的批注格外显眼。他把试卷摊平，手指在“80”这个数字上犹豫了很久——想写82，又怕做不到；写78，又觉得太松。最后他想起周老师说的“漏洞对应进步”，翻开文言文笔记本，看着自己抄的“属引凄异”“沿溯阻绝”，忽然觉得80分是能摸到的：只要把15个常考实词背熟，再练两篇文言文对比阅读，3分的差距总能补上。他笔尖落下，“80”旁边还画了个小小的书脊图案，那是他昨天刚借的《文言文全解》。
最安静的是窗边的苏雨。她上次考了93分，是班里的语文第一，试卷上只有作文被扣了2分，批注是“情感表达可更细腻”。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写95，可她盯着试卷上的《那一刻，我长大了》，想起自己写“奶奶缝衣服”时，只写了“奶奶的手很巧”，却没写“线穿过布眼时，她的指尖蹭过针尖，留下一点红”。最后她在便签上写下“94”，笔尖轻轻描了两遍：从93到94，不用多做难题，只要把作文里的“概括”换成“细节”，把“感动”写进“奶奶把缝好的棉袄递过来时，袖口还留着她身上的皂角香”里。
教室里只剩下笔尖划过便签的“沙沙”声，偶尔有人写错了字，撕纸的声音都轻得怕打破这份安静。张昊对着便签涂了两次：第一次写“70”，觉得太急；写“68”，又觉得没诚意。最后他翻到基础题错题页，看着“‘籍贯’写成‘藉贯’”“‘诀别’写成‘决别’”，咬着笔杆写下“69”——只要每天多写10个易错字词，再把病句修改的方法背熟，4分的进步，够他踮着脚够到了。
周老师站在讲台旁，看着底下一个个低头写字的身影。阳光透过玻璃窗，把浅粉色的便签纸染成了暖橙色，每个数字都像是沾了晨光。有人把便签贴在作文本封面，有人叠成小方块夹在试卷里，还有人像苏雨那样，把便签压在《语文课本》的《藤野先生》那页——那是她上次课堂笔记记得最认真的一课，这次要和94分的目标一起，把“细节”二字刻进心里。
“这些便签不用交，是你们和自己的语文约定。”周老师等最后一个同学放下笔，声音里带着笑意，“下次月考后，我们再翻开作文本，看看那些数字背后，有没有多背的一个实词、多练的一篇阅读、多改的一处作文细节。”
早读课的预备铃轻轻响起，窗外的玉兰叶上，露珠顺着叶脉滑落。林晓冉把贴着便签的作文本放进书包，旁边是她整理的阅读答题模板；张昊把便签塞进笔袋，指尖碰到了里面的易错字词本；苏雨翻开语文课本，扉页的94分便签和《藤野先生》的课文贴在一起，她轻声读起“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声音比平时更清亮——那是她想写进下次作文里的“认真”。
晨光漫过课桌，落在那些写着目标的便签上，也落在摊开的语文试卷上。那些比上次高了几分的数字，不是随口的愿望，是八年级的他们，在这个清晨给自己立下的、关于语文的、最踏实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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