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英的动作快得惊人，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过三下，眼底已闪过决断的光——这等能填补小细胞癌治疗空白的人才，若不及时出手，恐怕转眼就会被嗅觉敏锐的犹太资本挖走，就像过去无数次那样，让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成果流向海外。
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刻让助理拟定邀约方案，核心条件简单直接却足以震撼整个行业：除了李娜提出的购买专利之外，他另开出1亿欧元的年薪，配备专属研发实验室、全球顶尖设备支持，以及绝对自由的研究方向——不附加任何技术归属的苛刻条款，只要求她能心无旁骛地深耕这项技术，将其从实验室推向临床应用。
消息传开时，正忙着用“道德奉献”施压的国内那家大型药企，和已经派出谈判团队、正评估用1亿美金收购的犹太资本，几乎同时陷入了沉默。等反应过来，只剩下扼腕的份儿——丁元英这一步走得太急、太准，完全跳过了那些严密的算计和道德绑架，用最直接的尊重和价值认可，牢牢抓住了关键。
李娜和丁元英一致相信：真正的人才和创新，值得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用最实在的诚意去对待。
当助理汇报说，那位女大学生接到邀约后，只用10分钟就回复“同意”时，丁元英正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心里清楚，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争抢，而是对“价值”二字最直接的注解——你尊重创造，创造才会反过来，给你意想不到的回馈。
更何况，他和李娜虽是定居海外的华人，却从未更改国籍。在与犹太资本给出同等条件时，对方自然更倾向于选择同胞。连李娜都暗自咋舌，没想到犹太资本这次竟比预想中大方得多，稍慢一步，恐怕就要被抢走了。
这位女大学生名叫陈美玲，名字普通得像邻家女孩，出身却带着浓重的苦难底色——她的原生家庭，竟和李娜早年的境遇惊人地相似。
家里有个酗酒成性的父亲，动辄对家人拳脚相加，整日游手好闲，却把挥霍当成理所当然；母亲懦弱无能，在常年的压抑中早已没了反抗的力气；底下还有被父母视作“皇位继承人”的哥哥弟弟，家里所有的资源都围着他们转。
当年她考上大学时，差点被家人用60万彩礼“卖掉”。同村一个富户看上了她，这笔钱对那个贫瘠的家来说，足以让父母眼冒红光。他们几乎是铁了心要把女儿的人生买断，是陈美玲拼了命才逃出来，揣着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奔向学校。
可那富户没打算放过她，追到学校里各种纠缠骚扰。走投无路时，她认识了一个港商，为了对抗命运，选择和对方在一起。尽管那港商严明自己是不婚主义者还有无数情人，她还是赌了一把。
结果，她被那所谓的“未婚夫”连同一帮人网暴，“拜金”“出卖身体”“妓女”“捞女”……不堪入耳的标签铺天盖地。无论她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更挡不住学校要将她开除的决定。
最后，陈美玲豁出去，答应了港商一些很无理的条件，才靠着对方的帮助脱身，辗转来到港岛，进入港岛大学——这也是网络上对她褒贬不一的根源。毕竟以她的成绩，原本根本够不上港岛大学的门槛，更别说这趟被视作“靠出卖身体换取留学”的经历，怎么看都像是“走了捷径”。
虽说那港商跟她在一起三个月后就腻了，直接将她抛弃，没给任何金钱物质补偿。
至于她后来在港岛的日子，外人虽有诸多揣测，却少有人知其中的冷暖。但无论出身如何、经历怎样被议论，有一点毋庸置疑：这项突破性的小细胞癌治疗技术，确确实实是她在实验室里熬了无数个通宵才研究出来的。
李娜看着资料里的零星记录，心里渐渐有了判断：陈美玲此刻的犹豫和观望，或许只是在试探各方的态度。她更明白，这个女孩真正怕的是什么——怕自己的研究成果被轻易夺走，最后不仅拿不到应得的回报，甚至连最基本的署名权都保不住。那样的结局，对一个从泥沼里挣扎出来、还握着微光的人来说，太过残忍。
当然，陈美玲并未在求学阶段被退学。相反，她被安排前往哈佛继续深造——这是她从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机遇。
陈美玲足够努力，甚至带着几分孤注一掷的偏执。但无论丁元英还是李娜，对此都毫不在意，他们只看重最终能否出研究成果。至于过程中她展现的是天赋异禀还是其他特质，根本无关紧要。
果然，仅仅9个月后，陈美玲就研制出了治疗小细胞癌的药方。初步试验显示，该药确有疗效，甚至能达到两成的治愈率。
当然，新药需经过三轮临床试验才能获批上市，这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无论如何，这已是人类在小细胞癌治疗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要知道，小细胞癌致死率极高，患者往往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可就在新药刚进入临床第一阶段时，一些身居高位的人物已按捺不住。他们愿意承担一切风险，甚至不惜花高价求药。
这价格高得惊人：一支1亿欧元。而理论上，要达到治愈效果，至少需要20支。即便如此，这些人仍通过各种近乎间谍手段的内部渠道获取消息，想尽办法走后门求药。
但丁元英早已做好防备：他绝不会让人打扰陈美玲的研究，更不会让核心技术落入他人之手。任何试图渗透进研究团队的“间谍”，不仅难以成功混入，即便侥幸进入，也绝无可能将消息传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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