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与诸位掌管民政的大人商议多时，”徐天爵侧身，与身后的周显平、袁弘等人交换了个眼神，“提议从河南、山东等中原数省迁民，此几省近年有不少灾祸，但人口稠密，土地有限，难以供养。如此庞大的人口，与辽东正好可以互补。
而且中原百姓多习农耕，迁往辽东正合时宜。初步估算，需迁一百万至两百万民众，方能填补辽东人口缺口，支撑起开垦耕种、恢复生产之事。”
这话一出，殿内顿时起了阵细微的骚动。有人低头私语，有人面露惊色——百万之民迁徙，可不是小事，粮草、安置、沿途调度，桩桩件件都牵一发而动全身。
徐天爵早料到会有震动，继续道：“为让百姓肯迁、能安，臣另有章程。凡迁往辽东的百姓，每户可开垦四十亩耕地，满三年，耕地便归其所有；前两年，朝廷提供种子、耕牛——每三户配一头耕牛，提供少量铁具，再供一年口粮，保他们熬过初到的艰难。”
他话音刚落，户部尚书周显平立刻出列附和：“陛下，徐大人所言极是。臣已算过，一年口粮按每户五口人计，每人每日一斤粮，百万百姓一年需米两百万石，户部粮仓尚可支撑。耕牛可从山东、河南官牛中调拨，种子则由工部屯田司统一筹备，皆有可行之法。”
“除此之外，”徐天爵又道，“新迁百姓可免两年赋税，第三年起只征半数，持续至第五年。如此，百姓有地种、有粮吃、无赋税之忧，自然肯去辽东扎根。待五年之后，辽东耕地成片，百姓富足，既能充实边防，又能为朝廷增赋税，实乃长远之计。”
他说着，目光恳切地望向朱由校：“陛下，辽东是大明的辽东，百姓是大明的百姓。迁民之举，看似劳师动众，实则是为保辽东不失、为大明固本啊。”
殿内静了片刻，朱由校正要点头，左侧却传来一声沉喝：“陛下，不可！”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内阁大学士刘一燝拂袖出列，他须发皆白，面色却涨得通红：“徐大人只说迁民之利，却未想迁民之害！河南、山东虽算安稳，可哪省没有流民？哪地没有荒地？一百万到两百万百姓，几乎是两省近十分之一的人口，骤然迁出，中原之地必然空虚！”
“刘大人此言差矣。”徐天爵立刻回应，“两省人口稠密，每县少则数千户，多则上万，迁出些许，怎会‘空虚’？况且迁走的多是无地佃农，他们在中原本就受地主盘剥，迁往辽东可得四十亩良田，于他们是生路，于中原是减负，何害之有？”
“减负？”通政使司右通政赵南星紧跟着出列，他袍袖一甩，声音带着怒气，“徐大人说得轻巧！百姓安土重迁，你强要他们离乡背井，沿途若有疫病、盗匪，死伤几何？就算到了辽东，那边苦寒之地，冬日常有暴雪，夏日常有蝗灾，百姓水土不服，又能活下多少？朝廷花了粮草、耕牛，最后若只落得百姓怨声载道，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赵大人是怕百姓活不成，还是怕徐大人办成事？”工部尚书袁弘性子急躁，当即怼了回去，“朝廷提供口粮、耕牛，就是为了防途中不测、解初到之难。至于辽东苦寒，难道中原就没有灾年？去年河南大旱，饿死的百姓还少吗？给他们一条有地可种的活路，总好过在中原等死！”
“你——”赵南星被噎得脸色发白，指着袁弘说不出话。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连忙上前一步，沉声道：“袁尚书莫要动怒，我等反对，并非针对徐大人，而是为大明社稷着想。中原乃天下粮仓，人口是根本。若大量百姓迁出，田地无人耕，赋税必然减少，朝廷财政本就吃紧，届时如何支撑边军、如何赈济灾荒？徐大人只算辽东的账，却不算中原的账，岂非顾此失彼？”
“高大人，你是都御史，该知‘唇亡齿寒’之理。”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冯懦慢悠悠道，“辽东好不容易收回来，怎可弃之不管，那是我大明万里辽东江山，若是再落入肖小之手，别说赋税，连百姓的命都保不住。况且迁民到辽东，不是让他们去吃白饭，是去开垦耕地——辽东黑土肥沃，四十亩地种好了，产出比中原良田还多。五年之后，辽东的赋税补上来，何止能抵中原减少的那点？”
“冯郎中说得好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前，他目光锐利如刀，扫过徐党众人，“可开垦耕地哪有那么容易？辽东有女真人窥伺，百姓耕种时还要提心吊胆，说不定田还没种好，就被女真人掳走了。到时候人也没了，地也荒了，朝廷的投入全打了水漂，这笔账，徐大人算过吗？”
徐天爵冷笑一声：“杨大人倒是替女真人操心。难道因为怕女真人，就任由辽东荒着？迁民的同时，朝廷可加强辽东防务，增设卫所，让边军护着百姓耕种。当年汉武帝迁民朔方，难道不怕匈奴？唐太宗迁民西域，难道不怕突厥？正是因为迁了民、守了地，才让朔方成沃土、西域成乐土。如今辽东之事，与当年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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