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绍兴血案，江南州府，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心惊胆战。
绍兴知府在书房连夜焚毁旧日与士林来往的书信，吓得汗如雨下。
“我不过是资助书院讲堂些许银两，怎就成了‘勾结士绅’？”
他反复念叨，生怕下一封杀令落到自己头上。
嘉兴知府更是干脆闭门不出，传令：“府衙不得接待任何书院代表，谁敢替士子说情，立刻逐出衙门。”
宁波知府半夜逃亡，被巡逻兵抓了回来，押送到京师问罪。
一夜之间，原本遍地书香、风流才俊的江南，化作寒蝉之地。
谁还敢讲学？
谁还敢谈政？
连乡村塾师都开始改讲《农桑经》不谈经世之言，只怕一开口就被扣上“鼓动士乱”的罪名。
百姓们最初震惊，继而沉默，最终变得麻木。
“这些读书人，平日高高在上，说什么礼义廉耻，结果一打就跪，一跳就死，值当的吗？”
“听说那谁，骂得最狠的那个讲师，背地里收了多少银票，现在被一刀砍了，连骨头都没人敢认。”
“徐家杀人多，可咱老百姓这几年也确实少了些贪官恶吏……”
茶楼酒肆里，众人议论纷纷，但多是低声私语，没人敢高声评说。
江南血案震动朝野，京中风声鹤唳。
内阁议事厅内，气氛异常凝重。
“绍兴死伤千余？！”
礼部尚书李贤的声音提高八度，手中的折子几乎摔在地上：“他们是读书人，不是贼寇，怎可屠之如狗？”
工部尚书赵荣冷笑：“读书人？聚众造反，勾结通倭奸商，还称得上‘士子’？若越王不杀，朝廷颜面何存？”
他祖上的西域人，江南读书人一向瞧不起他们这些外地士子，这些年幸得越王提拔，否则赵荣仕途堪忧。
越王这波乱杀，赵荣举双手支持。
兵部尚书于谦叹了口气：“可如今全国书院人人自危，学子纷纷闭门不出，连太学也有人上书弹劾，说朝廷已背离礼制道统，这事闹大了。”
最沉不住气的是新任户部尚书年富，连连拍案：“这次杀得太狠了！江南的钱粮是咱们国库的命根子，商贾虽贪，士林毕竟是桥梁，桥断了，怎么走下去？越王这是把江南当敌国打！”
众人纷纷将目光投向首辅徐谦。
他脸色如常，只淡淡说：“诸位稍安，江南乱象，非一日可清，若不出重手，便是养虎为患。”
礼部尚书李贤冷哼：“如此重手，朝廷怕是要背上千古骂名了。”
虽然他和徐谦关系深厚，但屠戮士子这等事，的确影响太大！
也的亏越王德高望重，换做是别人，哪怕是皇帝，都会被喷成狗。
徐谦轻声道：“宁做千古罪人，不做乱世庸臣。”
一句话，堵得众人哑口无言。
但这场争论，很快传入御前。
成化帝朱见深看完密报，脸色冷峻。
片刻后，他把奏章往案上一扔，无奈道：“相父……果然还是他，手段狠辣，倒也干净利落。”
左右太监不敢吭声，只静静立于一旁。
成化帝沉吟良久，吩咐道：“传旨内阁，江南之事，既已定局，不再追问，徐家父子，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这是皇帝的态度：不表扬，也不追责，但天下人心，并非如此轻易平息。
虽然朝廷表面保持沉默，但朝中不是没有人想为死去的士子说话。
三位御史联名上疏，要求彻查绍兴文庙之事，列举徐闻屠杀士子的七大罪状，措辞激烈，矛头直指越王。
然而，这三人上疏后不过三日，便先后遭难：
一人外放岭南蛮荒之地，终身不得调回中枢；
一人被夺职查办，罪名是“扰乱纲纪”；
最惨的一人，直接被打入大理寺狱，连家眷都受牵连。
自此之后，再无人敢言及江南二字。
都察院的案牍堆得高高，却不见一封弹章涉及徐氏父子。
连太学讲席也被秘密换人，原本敢于发声的讲官，不是辞职回乡，就是闭门不出。
曾热烈喧哗的学宫，如今鸦雀无声，连读书声都低了几分。
消息被层层封锁，连京中市井百姓也只道江南“有乱”，至于乱因为何，无人敢言。
而史官……更是讳莫如深。
那位原本坚持“实录不可妄改”的翰林修史官，最终交上来的起居注中，对江南一事只写了八字：
“江浙风波，因商引乱，已平。”
如此草草几字，未来若无亲历者口述传承，恐怕百年之后，这一场血案将彻底被历史吞没。
......
越王府。
徐闻坐在王府正厅，翻看着一封封从江南各地送来的密报，每看一封，他眼角的皱纹就深了一分，但神情依旧沉稳如山。
身边的亲信幕僚不敢多言，只小心伺候着，生怕一个不慎惹怒这位杀人如麻的王爷。
这些天，徐闻收到密信无数，有人痛骂他是“书脉刽子手”，他只是笑了笑。
这才到哪？
在肃清完江南士林之后，徐闻并未就此收手。
趁着朝廷还在缄默观望，他迅速出手，着手下一步大计。
那是埋藏在他心中多年的宏伟计划！
江南士子已败，然书院犹在，士绅犹存，若不彻底剪除，来日依旧反扑！
接下来徐闻的第一步，是废除江南各地书院制度，统一归并为社学体系。
“江南书院，非圣学也。”
徐闻在奏疏中写道：“社学凋敝，书院横生，今之天下，不为皇学之治，而为士族之私学所割，书院虽名讲学，实则结党营私，蠹国害政，宜尽废之！”
这一道奏章，成为大明教育改革之始。
徐闻所针对者，不是几间学舍，而是贯穿明朝中后期两百年士绅体系的根基。
自洪武年间起，朱元璋设社学于乡里，意在普及教化，教民以礼，以儒学安民，以学养忠。
其本意既为社会教化，更是政治布局，将教育权掌握于朝廷之手，从而遏制地方世族对思想的操控。
但随着时代变迁，社学年久失修，朝廷拨款无力，地方官冷眼旁观。
于是，书院兴起，以士人为骨，以世家出资为筋，在江南遍地开花，自设讲席，自定章程，甚至自立“道统”。
这些书院，表面传道授业，实则成为江南士族自我繁衍、自我维护的工具。
他们培养门生故旧，构建以“书院”为中枢的利益共同体，使得地方豪强不仅掌握土地与财富，更垄断了教育与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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