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三年（塞音二十四年）的九月，大明使臣和传旨太监再次抵临台湾，使者对粟登科陈说利害，并虚言恫吓：
“接不接旨你给个痛快话！要是不奉诏，那我等回禀皇上，接下来封港口、断海贸，不在话下！”
“且台湾窝藏海盗倭寇，实乃我国之患。陛下若遣舟师，汝赤嵌城炮火虽利，然而我围而不攻，汝何以应对？”
这下就把粟登科逼得没办法了。
而且朱棣也有些恶趣味，先前说的“镇海王”，这次改成了“临海王”。
差了一个字，但是意思就不一样了，况且这个封号是南朝废帝陈伯宗用过的，这就有些故意恶心人的用意了。
粟登科把彦叙彬等台北官员，曹真等海盗头目，汪庸等陇西豪强全都请来，向大伙儿问计，结果下头人的回答出奇的一致：
“大王自裁之！”
他突然就想起戏文里三国赤壁之战前，东吴君臣讨论要不要降曹的情景，当时曹操势大，大部分东吴臣子都想着投降。
粟登科的心里拔凉拔凉的，这天夜里，他一个人来到海边，一头扎进海里。被海水一激灵，他突然就清醒了。
“我非帝室之胄，又无尺寸军功，可得王（四声）乎？”
一旦认清楚自己，粟登科只觉手脚发凉，回到总督府，立刻写密信发往总山。
数日后，刘学勤收到鸽房送来的加急密信，看是粟登科发来的，也不由的好奇。
这信写的发自肺腑，大意是“我长时间没有在您身边聆听教诲，心中时常茫然不知所依。在一群妄人的撺掇之下，我心中滋生了不良的帝王思想。一方面我觉得这是退步的，但内心实在很是挣扎。”
“大明派杨士奇找我，要给台湾通商的便利，还想给我封王。我即贪图实惠，又对王爵欲罢不能。但我内心始终有个声音在告诫我：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我若迈出那一步，就是自我毁灭的开始。”
“我不想蹈安、史之流的覆辙，请上师指条明路。”
看完之后，刘学勤笑了，便给粟登科回了信。
第一层意思是，大明既然册封你为王，你接受便是。
第二层我用你守台湾，本欲效郑庄公之事。
这里面就有起码两重含义了：郑庄公的母亲是个偏心眼，一直想让他弟弟取代他的王位，郑庄公明明知道，却一直纵容他弟弟造反，等对方举事，再予以雷霆一击。
这种操控之术令人后背生寒。
另一个含义就比较暧昧了，郑庄公乃春秋小霸，这位老哥干过最出格的事，就是派士兵去洛阳，割了周桓王家的麦子。
割了两次！
好比你去侄子家里住，侄子看你不爽，就说物业停水停电，叔你还是回去吧。回去之后你心里不忿，于是跑回去把你侄子家的锅给顺走了。
这事说白了就是他们老姬家的亲戚相互撕逼，但上升到天子和诸侯的位份上，那就不是小事了。
刘学勤引用此事，就是包藏祸心。
粟登科文化底蕴不行，在彦叙彬等文臣的帮助下，才看明白了：老仙是让他割大明的麦子。
塞国向大明渗透，下一步的目标早就制定好了，就是割下福建、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与广西连片。
永乐朝期间，刘学勤不打算和大明闹的太僵。
毕竟大明是塞国最大的市场，把大明搞乱了，对塞国完全没有好处。
但台湾就不同了，你要拉拢台湾，我就用台湾作枪，向你的东南沿海渗透。
这就跟北方的鞑靼和瓦剌一个意思，土木堡之变怎么发生的？还不是你们大明封的那些个王作乱嘛。
这是极为长远的谋划，因此大明一动作，刘学勤当即顺水推舟。
看清楚这一点，粟登科人都麻了，还以为总督多大的官呢，也不过是人家弃取自如的棋子而已。
好在他迷途知返，而且他前段时间在台湾经营的不错，刘学勤也的确动了惜才之心，就保了他一局。
就这样，粟登科接受了大明的册封，成为大明临海王。
随之而来的，是引爆了明塞两国舆情，一场持续数月的口水仗打了起来。
率先发难的是塞音时报，于10月10日刊登了粟登科称王的消息，发表标题为“粟总督异国称王，有奶便是娘！”的文章，对粟登科进行猛烈的攻击。
“大明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犯我强塞者，虽远必诛！”，“大明无故扣押我国渔船，我国表示强烈抗议！”
……
围绕台湾局势，明塞两国摩擦不断，甚至大明方面一度关闭了长江的通商口岸。
台中知府胡鲜云先坐不住了，这些年台中府发展的也很不错，这里有台岛最大的平原，河流密布，灌溉便利。
粟登科解放奴工后，往台中、台南也迁移了不少人户，加上这些年台中府也在主动从福建等地引进移民。
尽管规模始终不大，但随着台岛搞活，这两年来台中做工、种地的明国人已经很多。整个台中府从胡鲜云他们刚来时几乎无人，到现在也有七八万居民了。
台中最大的工厂还是塞音第一造船厂，现在已经可以生产上千匹马力的蒸汽海船。这离不开合浦船厂的援建，还有音能动力、精工齿轮也派技工进行协助。
第一造船厂生产的蒸汽海船普遍排水量在300-500吨之间，在当时属于世界领先水平。
有少数海船还采取了欧罗巴的软帆技术，属于蒸汽帆船。
可惜目前产量只有一年2-3艘，许多年下来，共计生产了10艘左右，台湾垦殖买了两艘，其余被北美和西洋垦殖瓜分了。
鉴于台湾局势有变，胡鲜云不停往内阁和总山写信，问要不要把造船厂炸了，把台中官员撤回本土？
结果回信总是让他等等，再等等，各种语焉不详。
因为真正的台湾策略只有几个人知道而已，不可能向府县说明。
好在粟登科那个临海王也一直未往台中和台南派兵接管，似乎是打定主意，守着台北那块地方过日子了。
到塞音二十四年年底，台湾省的人口已经超过50万，其中约八成都集中在台北府。
粟登科封王之后，台湾名义上成为了大明的属地，但由于民间资本大量出逃，实际上暗地里一直在给大明经济放血。
除此之外，粟登科还数次奏请朝廷，给台湾驻军拨付安家银，以及支付军费。
这个损招自然是总山出的，倒也不是刘学勤独创，后世大清的藩镇就是这么搞的。比如平西王吴三桂不但截留云南省的税收，军费也是向朝廷要的。
但朱棣可不是冤大头，明廷人才济济，很快就有人算了经济账，发现经略台湾有些得不偿失，还是及时止损为妙。
而就在此时，草原上发生了件事情，把大明君臣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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