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
宁野喝了口茶清了清嗓子，这才接着说。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支持变法的新党再度执政，你又被当成旧党代表人物，被新党章惇等人视为眼中钉，遭到打压和排挤，这次，你被贬到了海南。”
“我虽大概看过历史，却还是无法理解，子厚（章惇）为何如此。”
历史上，苏轼与章惇的关系经历了从好友到反目成仇的转变。
苏轼和章惇早年关系密切。两人同为进士，且在官场上有过合作，相互赏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如果各位看官记性好，当还记得，前文曾说过，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期间，曾在《与章子厚》中说过种地的事（见第59章）。
然而，随着北宋新旧党争的加剧，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确很奇怪，可以一见钟情，也可以反目成仇，都是缘分，不必强求。”
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但宁野始终觉得，真正的友情，即便历经风帆，仍能共济沧海。
“宁校长说得是。”苏轼眼神复杂地颔首，很快就将注意力又转回到议程上来，随即顿悟道，“莫非，宁校长是想组织流民到海南开荒，把海南作为以工代赈的特区？”
“聪明！”
“校长，我记得你之前给新宋君臣提建议时，就曾说过海南，不过，既然都提到了海南，那么，肯定少不了琉球（今台湾）吧？”
刘据插入话题。
“没错，我猜校长说的特区，定是指海南、琉球两地。”
“哎，你们真是越来越聪明了，搞得我都差点没话讲了。”宁野调侃道，“苏子，在我的设想中，北宋完全有能力开发海南和琉球两岛，而且，这两处此时汉民有，但不多，很多土地都有待开发，正适合作为特区，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此言甚善！此言甚善！”
苏轼越想越觉得，宁野的建议可行。
中原腹地，大量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里，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直接强制要求把土地收归国有，除非他这个皇帝不想当了。
而皇室直接控制的官田，总体占比又比较少。
因此，将海南、琉球设为经济特区，在那里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可以提前开发两处宝岛，又能减轻很多阻力。
更关键的是有了这两处成功打样，将来在中原腹地推行，也会方便很多。
“只是，不知宁校长对于开办特区，有何良策？或者说，我应该这么问，特区，特在何处？”
北宋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特区，这也是中国后世改革开放的独特经验。
“特区嘛，虽然后世有很多具体的定义，但一言以蔽之，就是特事特办的地区。”
“哦？”
扶苏、刘据也很感兴趣，和苏轼一起凑上前来。
“税收、土地使用、经济管理乃至开放海运等，都可以是特区的特权，除此之外，特区也可以成为北宋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回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不仅可以将因灾流离失所的流民，迁徙至海南、琉球定居，还可以全国招募各行各业的人员前往。”
“迁徙灾民容易，招募人员前往，这真的可行吗？”
刘据奇道。
扶苏没去过那么远的南方，自然是有些迷糊的，但是，刘据知道呀。
毕竟，正是刘据他爹汉武帝首次将海南岛纳入到了版图，还在此设置了珠崖等郡，刘据自然很清楚。
但是，在那时，海南、琉球都是边疆了。
别说刘据不太理解，就连苏轼心里其实也没底。
毕竟，流放海南已经属于较重的刑罚，通常用于惩罚严重的犯罪行为。根据《宋史·刑法志》记载，流放地分为几个等级，最重的是沙门岛，其次是岭表（包括海南），再次是三千里至邻州。
灾民没得选，只要能吃饱饭，自然哪里都能去。
可普通人，凭啥去海南这样的边疆？更别提开发程度更低的琉球了。
“刘据不是说了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特区有利可图，还怕没人去？”
宁野对此毫不担心。
北宋商品经济发达，那些商人走南闯北，连海上贸易都敢做，去海南、琉球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和利益问题。
换言之，只要特区有足够吸引人的政策，初期观望之后，等第一批人尝到甜头，再结合《大宋新闻报》全国传播，自然会有人趋之若鹜的。
苏轼这才点了点头。
这次赵顼让他来之前已经说了，无论宁野有什么对策，都一一记下，不要反驳。
事实上，苏轼根本就想不起来要反驳。
因为宁野的话，一直以来都是言之有据，即便是他，也总是佩服居多。
只是不知，宁野所谓的特区享有特权，到底特在哪里？
特区到底特在何处？
关于这个问题，宁野早有思考。
虽然赵顼回去了，没有在宁野身边缠着他问策，但宁野对于大宋发改司的具体运作，也是上了心的。
毕竟，帮助华夏改变意难平，不仅仅是这群古人的也是宁野的使命。
“特区就要够特，否则达不到效果。”
宁野开门见山，直接对特区的性质进行定位。
“简而言之，在特区要放开胆子尝试，我有以下几点策略，苏子可以带回去给赵哥，不过，这是我的想法，你们也可以再自行斟酌完善。”
“还请宁校长解惑。”
苏轼早已备好纸笔，准备一边听一边记录。
扶苏、刘据则饶有兴致地等待宁野下文，毕竟，这可是难得的开小灶的机会。
为了大秦和大汉的长远发展，他们也不想错过。
“特区的总体指导原则，就是以经济建设也就是民生为中心，兼顾国防、朝政改革。”
苏轼听罢，先是愣了一下，直到宁野亲手板书民生，这才确认自己没听错。
要知道，之前的变法，很多都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
以民生为中心优先搞经济建设，不能说人家没考虑，只不过，这不是重点，那些士大夫，动不动就是国家国家的，口口声声要解民于倒悬，实际上真正从老百姓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官员，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苏轼，就是其中一员。
因此，苏轼为什么一方面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当旧党要全盘废除新法时，他又反对旧党？
原因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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