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方以智顺便询问了张好古关于继任者的问题。他想知道张好古对于这个职位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张好古思考了一下，然后回答道：“我觉得惠来时是个不错的人选。他能力出众，经验丰富，而且为人正直，我相信他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关键的是惠来时是紧跟张好古的。
方以智对张好古的推荐表示赞同，他说：“惠来时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张好古见方以智也赞成，就说道“既然如此，那就让他去接替这个职位吧。我会上书朝廷，说明情况，我想朝廷应该会答应的。”
晚上，方以智张罗着给张好古接风，也算是得胜归来，请帖也早就散了出去。
这次没在张好古的自家产业，而是去了柳如是，陈子龙的绛云楼。
出席的有张好古，王徴，方以智，李明忠，惠来时，傅青主，冯梦龙，徐骥，陈子龙，顾炎武，黄宗羲，候岐曾，黄祥，黄蜚，成均，袁飞，孙临，吴大宝，候承祖。
陪坐的有柳如是，董小宛，顾横波，李香君，陈圆圆，卞玉京，寇白门，马湘兰，至此秦淮八艳齐了。另外还有些女妓穿梭伺候。
快开席时，又来了两人，王鉴和董素素。
经方以智介绍，知道是董其昌的弟子，张好古也曾有董其昌的题字，也曾和董其昌同朝为官，故也热情招呼两人入座，王鉴也曾为官。
崇祯六年，三十六岁的王鉴以举人身份踏入仕途，两年后凭借祖荫任左府都事，后外放广东廉州太守。彼时粤中推行开矿之策，百姓苦不堪言，王鉴力陈其弊，终使恶政罢黜，却因此触怒权贵，险遭杀身之祸?。两年后，他辞官归乡，四十岁的仕途戛然而止。这一转折，与同时代的王时敏如出一辙，两人皆在明亡前完成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蜕变?。
王鉴自幼浸淫书画，自述“余生平无所嗜好，惟于丹青不能忘情”。作为王时敏的子侄辈，其早期画风深受这位“四王”之首影响，笔墨间可见摹古之严谨?。崇祯九年，他结识画坛泰斗董其昌，得以亲睹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吴镇《关山秋霁图》等巨迹。董其昌虽不久离世，但其“南北宗论”与笔墨意境，为王鉴指明了文人画的至高追求?。
王鉴的艺术生涯，始终与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家群体紧密交织。他与杨文骢、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等交游唱和，吴伟业曾作《画中九友歌》盛赞诸人。这一群体以友谊为纽带，切磋画艺，共同推动了文人画的传承与创新?。王鉴的山水画从董源、巨然入手，上溯元四家，又融汇“画中九友”的审美趣味，逐渐形成苍润雅致之风。
罢官归里后，王鉴全心投入绘事，“尽力画苑”，终成一代宗师。其作品既有对传统的深刻领悟，又兼具个人气韵，如仿倪瓒的《山水图》清冷孤高，拟巨然的《山水图》则浑厚华滋?。
而董素素是一女子，薛素素自幼家境贫寒，被迫在江湖马戏班卖艺为生。她练就一身出神入化的本领：骑马射弹弓、走绳索如履平地，人称“绳伎”。她自称“女侠”，常着男装策马扬鞭，最令人称奇的是其“双弹击碎”的绝技——疾驰时，她一手持弹弓，先射出一弹，再迅速以第二弹击碎空中前弹，声如裂帛，观者无不瞠目?。这一身惊险矫健的功夫，为她赢得了“侠女”之名，也奠定了她传奇人生的底色。
在嘉兴卖艺期间，薛素素邂逅了当时尚未显达的董其昌。彼时董其昌尚在私塾教书，却一眼被这位聪颖灵动的少女吸引。他以小楷抄录《心经》相赠，并亲为题跋，此举不仅是对薛素素才情的认可，更成为她艺术生涯的转折点。在董其昌的指点下，她开始研习书画，山水兰竹皆能信手拈来，意态入神；后又专攻白描佛画、花卉草虫，笔法清丽脱俗?。
成年后的薛素素，诗、书、画三艺精进，迅速跻身名流之列。她的画作被胡应麟在《甲乙剩言》中盛赞“虽名画好手，不能过也”；潘之恒则在《画史》中感叹其“才技兼一时，名动公卿，都人士或避席自觉气夺”。她的白描观音线条流畅，设色淡雅，既有闺阁之细腻，又具侠女之飒爽；而笔下兰竹则疏朗有致，暗含高士风骨。诗作亦清新婉约，如《咏兰》：“空谷佳人绝世姿，紫茎碧叶自相依。”字里行间，可见她将江湖豪气与文人雅趣融为一炉?。
薛素素的一生始终游走于“侠女”与“才女”的双重身份之间。时人既惊叹她的绳伎绝技，又折服于她的书画造诣，甚至有人质疑其出身是否配得上文人圈的赞誉。然而，她以才华与胆识打破了阶层的偏见，让“江湖”与“庙堂”在她的艺术中达成和解。正如明代文人张岱所言：“素素之画，如见其人——绳上飞燕，笔下生兰。
只是让人记住的，却是一桩奇案。
王穉登曾送过薛素素、马湘兰每人一个砚台，不料若干年后，他送给薛素素的那方砚台，竟成了最着名的一桩悬案。
此砚就是着名的“脂砚”。
万历元年，苏州砚匠吴万有制作了一方端砚。王穉登看它小巧可爱，尤其里面一点胭脂晕特别娇媚，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就将这方小砚买下。吴万有问刻什么砚铭呢？王穉登即兴想了几句，关照他刻上：
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
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
砚台自然是要赠给薛素素，诗暗写素素小字“润娘”，是画兰花的能手，后面“素卿脂砚王稚登题”的铭文，有共同进步的意义在里面。王穉登懂得女人，知道光送银子还不够，礼物要高雅得体才称心。这砚台属端砚里的上品，后人描述，此砚小才盈握，“砚质甚细，微有胭脂晕乃及鱼脑纹，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砚周边镌柳枝，旧脂犹存”。那应该不是磨墨，而是调胭脂用的了，砚盒也精致，“珊瑚红漆盒，制作精致……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栏立帏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为仇十洲之女仇珠所画者。”
此后，“脂砚”身世颇曲折离奇。据考证，康熙五十五年，广东人余之儒为求官，从曹寅的门人处打听到他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便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买下了脂砚送给曹寅。曹寅败，脂砚由曹寅之孙曹天佑秘藏，于砚侧刻“脂研斋所珍之研其永保”。曹雪芹写作〈石头记〉，曹天佑以“脂砚斋”之名做点评，薛素素的这方砚台从此越发传奇。
曹家彻底潦倒后，脂砚进了北京一家名“燕轩斋”的当铺，接着就到了收藏家端方手里。端方携带脂砚入蜀，于绵阳被乱箭射死，此砚流落到四川藏砚家方氏手，从此一度销声匿迹。
1953年10月，重庆大学教授、金石家黄笑芸在重庆一旧货摊上，再次发现了脂砚。按旧货摊老板出价，他花25元钱买下此砚，由好友戴吉亮带至北京请张伯驹先生鉴定。张伯驹时任吉林省博物馆馆长，考证此砚确实是薛素素的旧物，并以1200元（一说800元）的高价买下收藏于吉林博物馆。
1963年春节，张伯驹携此砚去天津，请周汝昌观赏品评。1963年夏，故宫举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展览会”， 脂砚尚在。
三年后，脂砚由外地展出返京时，居然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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