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陆家嘴，金融大厦29层的落地窗前，我看着电脑屏幕闪烁的K线图，喉间突然泛起铁锈味。抬手抹去嘴角的血渍时，指尖触到无名指上的铂金戒圈——那是林昭三个月前亲手给我戴上的，戒圈内侧刻着“共赴山海”的篆体，此刻却被血珠浸得发亮。
“星洲资本的尽调报告还差17页。”助理小陈在身后提醒，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盯着屏幕上那组异常波动的数据，突然意识到这家新能源企业的现金流模型存在致命漏洞。这个发现本该让我兴奋，可太阳穴突突跳动的血管却像勒进颅骨的铁丝，疼得眼前发黑。上周确诊的胶质母细胞瘤诊断书还锁在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里，医生那句“最多三个月”在耳鸣中反复回响。
玻璃幕墙倒映出我青灰的脸色。二十六岁成为最年轻的百亿基金首席分析师时，林昭在庆功宴上偷偷把香槟换成温热的蜂蜜水；如今二十九岁的我在生死线上挣扎，却不敢让她知道——她正带着团队在纽约筹备分公司的Ipo，视频通话时总抱怨华尔街的咖啡比不过我煮的曼特宁。
我吞下两片止疼药，继续在键盘上敲击。如果能在最后三个月做完星洲的做空方案，至少能让她未来十年不必为生计发愁。屏幕右下角弹出邮件提醒，是林昭发来的会议纪要，附件里夹着一张华尔街的夜景，霓虹拼出“marry me”的字样。她不知道，我上个月就订好了飞纽约的机票，而现在那张机票和肿瘤医院的ct片一起，正躺在碎纸机旁的废纸篓里。
凌晨五点，我蜷缩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抽搐。癌细胞像一群啃噬神经的蚂蚁，疼得连呼吸都成了酷刑。手机震动着滑落在地，林昭的来电显示在黑暗中明明灭灭。我死死咬住沙发靠枕，直到血腥味浸透棉絮——我不能接。上周她视频时随口提到“纽约的钻戒比上海便宜三成”，眼底的期待像刀尖划过心脏。
第二天晨会上，我当着全体合伙人的面摔碎了咖啡杯。滚烫的液体泼在星洲资本的尽调报告上，墨迹晕染成狰狞的蛛网。“这种垃圾项目也配过会？”我嗤笑着将文件甩在投资总监脸上。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没见过永远冷静优雅的江承言失控的模样。只有我知道，这是切断林昭退路最残忍的方式——星洲资本是她父亲破产前最后的产业。
林昭当晚就站在了我公寓门口。暴雨浸透她的米色风衣，睫毛上凝着水珠，像破碎的星辰。“为什么要毁掉我父亲？”她攥着我衣领的手在发抖，“你说过会帮我的……你说过要和我一起重建星洲！”我望着她通红的眼眶，突然想起确诊那天，我在医院天台抽完了整包烟。烟盒上写满“林昭未来十年资产配置方案”，最后却被风吹散在黄浦江的浊浪里。
“你以为爱情能当饭吃？”我掰开她的手指，将订婚戒指摘下来扔进雨幕，“华尔街的新贵更适合你。”金属撞击地面的脆响淹没在雷声中。她踉跄着后退两步，忽然笑出了眼泪：“江承言，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爱。”
她转身冲进雨幕时，我跪在玄关呕出大滩血污。手机从口袋里滑出，屏幕亮起纽约医院的邮件提醒：“林昭女士的脑部核磁共振结果显示，海马体存在异常阴影……”我疯狂拨打着她的号码，却只听到冰冷的关机提示。三个月前她抱怨过头痛，我以为是熬夜的后遗症——原来癌细胞早已在我们之间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最后一周，我躺在IcU里听着心电监测仪的滴答声。床头摆着未写完的《星洲资本做空策略》，扉页夹着林昭十八岁时的照片。那年她蹲在证券营业部门口哭，因为父亲把学费赔进了股市；我递给她手帕时，她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却仰头问我：“你能教我看懂K线图吗？”
呼吸机面罩蒙上白雾时，我听见护士小声议论：“纽约今早有位中国分析师跳楼了，听说叫林昭……”监测仪发出刺耳的长鸣，我挣扎着去抓那张照片，却碰翻了床头的曼特宁咖啡罐。深褐色的粉末洒在雪白的床单上，像极了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她打翻在我衬衫上的焦糖玛奇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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