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几日，沪上英文报章，对西王府与萧云骧的声讨已达鼎沸。
米国、高卢等国报纸更是不甘寂寞，纷纷推波助澜，恨不得不列滇与西王府，即刻兵戎相见。
本就因“谈判不力”而备受质疑的密迪乐领事，在此舆论漩涡中，彻底成了众矢之的。
社论、专栏、读者来信铺天盖地，字里行间充斥着极致的愤怒、种族的傲慢，与急不可耐的战争叫嚣：
“……当我们尊贵的海军准将，一位曾为帝国荣耀驰骋大洋的将军，被迫在肮脏不堪、充满异味的东方作坊里，像最低贱的苦力般分拣粗劣茶砖时；”
“当我们勇敢的水兵，帝国的子民，在异国潮湿的田地里被强迫劳作，身心备受煎熬时；”
“当我们国家的尊严，米字旗的荣耀，被一个来自远东内陆、未开化的军阀，踩在脚下肆意践踏，并勒索天文数字的赎金时；”
“——我们的外交官，我们委以重任的代表，却在空谈什么‘谨慎’与‘耐心’！”
“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悲哀！此行径，几近与敌同谋！”
——摘自《北华捷报》社论：《忍无可忍，唯有行动》
“我承认，托马斯·密迪乐先生是个有学问的汉学家，他对华国那些老古董的了解，这点没错。”
“但以上帝的名义发誓，当他面对赤裸裸的抢劫和外交讹诈时，他那种学者的做派和书房里的犹豫，简直他tm的没用到了极点！”
“看得人火冒三丈！帝国在这遥远的远东，需要的是纳尔逊、威灵顿那样能在风暴中把稳舵、敢于迎头撞上去的真正船长！”
“而不是一个在野蛮人面前连锚都不敢起、只会记录耻辱的懦夫！”
——摘自《每日航运新闻》读者来信，署名：“一个为帝国服务了三十年的老水兵。”
“高卢人能够使其被俘人员全部获释，绝非因为那个野蛮人，对已故的波拿巴皇帝产生了任何可笑的‘景仰’。”
“这不过是高卢人惯用的、掩盖其真实意图的外交辞令！”
“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背后向对方所展示的姿态，远比我们更为强硬，甚至包含了不言而喻的威胁！”
“而我们的代表又做了什么呢？他除了像一名速记员那样，忠实地记录下对方提出的每一项侮辱性条款，他还做了什么？”
“帝国的威望，正在远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坠落！必须有人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摘自《华洋通闻》首席评论员文章：《我们为何输给了高卢鸡？》
“谈判？还有什么可谈的！对付野蛮人，唯一的语言就是大炮的轰鸣！”
“我们需要的是最猛烈的炮火，去洗净在扬子江所蒙受的耻辱！要让米字旗骄傲地飘扬在江城的废墟之上！”
“要让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蛮人首领，跪在女王陛下的肖像前乞求宽恕！”
“任何进一步的犹豫和拖延，都是对正在受苦的同胞的可耻背叛，是对帝国荣耀的不可饶恕的玷污！”
——摘自《沪上新闻报》头版社论，署名“一个爱国者”
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文字，不仅在纸面上喧嚣，更在沪上数以万计不列滇人聚集的各个角落回响。
于外滩的不列滇总会，那拥有长廊阳台与厚重印度地毯的建筑内，往昔的彬彬有礼与优雅闲适，荡然无存。
绅士们围聚于桃花心木酒吧台前，或簇拥于绿呢台球桌旁，哈瓦那雪茄的烟雾，较平日更为浓浊。
他们激烈的争论声，早已盖过了角落里，钢琴师演奏的轻快乐曲。
“行动！现在就需要行动！我们的人正在地狱里煎熬，而伦敦的老爷们还在喝茶！”
“我们的舰队在哪？难道要等到查尔斯爵士的头发都白了，才能看到它吗？”
“高卢人已经亮出了肌肉，我们呢？我们还在等什么该死的‘本土指令’？”
“解雇密迪乐！这个懦夫不配代表帝国！”
愤怒如疫病般蔓延。
非独军人与官员，即便寻常职员、店铺主人，乃至素日劝人忍耐的传教士，皆沉浸于一种集体性的悲愤与亢奋中。
茶余饭后，街头巷尾，所谈无非此事。
西王府的“暴行”与萧云骧之“狂妄”被不断重复、放大、添枝加叶。
而高卢人之“背信”与“幸灾乐祸”，尤如火上浇油，愈发加剧了此种受辱感与复仇渴望。
一种“必须有所行动”的集体无意识，驱动着舆论，不可逆转地倒向战争的深渊。
于此沸腾的声浪中，威廉·埃默森，俨然成为揭露真相的英雄与风云人物。
其在报社内行走，步履生风，昔日同僚的目光中，混杂着敬佩、艳羡，或一丝难以察觉的嫉妒。
他收到诸多支持信函，参与私人聚会的请柬，亦纷至沓来。
于那些灯火辉煌、觥筹交错的场合，他常被众人簇拥，一遍遍讲述其在江城的“历险”。
每一次讲述，皆不免添油加醋，融入更多主观臆断与戏剧渲染，将萧云骧描绘得愈发狰狞，将西军的威胁，夸大至近乎妖魔化的地步。
他脸颊上未愈的疤痕，和脊背上的鞭痕，在灯光下尤为刺目，竟成了其“勇毅”与“坚守真理”的勋章。
此等虚妄的荣誉感，与对萧云骧的刻骨仇恨，使他彻底迷失于自我编织的“正义叙事”中，早无暇也无心去深究，那封神秘来信背后的动机。
主编奚安门内心虽依旧忐忑，然报纸销量的空前暴涨，与《北华捷报》影响力的骤然登顶，
使其不得不将那份深藏的忧惧压下，转而暗自庆幸当日之决断。
然而，在这片主战声浪的席卷之下，也并非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
少数几位常年在华、对华国情了解更深的洋商或前外交官，在私人俱乐部最安静的角落，会对极其信赖的朋友，流露出深深的忧虑。
一位鬓发花白、在华待了三十多年的老商人，端着白兰地酒杯，望着窗外喧嚣的外滩，对身旁的伙伴低声叹息，声音轻得，几乎要被壁炉里木柴的噼啪声掩盖：
“年轻人被热血冲昏头了……那个萧云骧，绝不是容易对付的角色。”
“我们只看到了他们沿江的炮台，但他的根基，在那片广袤的内陆。”
“而且他们组织严密，上下一心。一旦打起来，绝不会像上次和旧朝打仗那样，我们占几个通商口岸就能了事。”
“这很可能会变成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最后拖垮我们的，恐怕不是西军的枪炮，而是这片土地本身，那个让人陷进去就拔不出脚的泥潭……”
可是，这样微弱的理性声音，在“强硬就是正确”的狂热氛围里，就像暴风雨中蚊蝇的低鸣，立刻就被主战的咆哮吞没了。
任何试图冷静分析的言行，都可能马上被扣上“不爱国”,或“同情华人”的帽子，遭到大家的孤立和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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