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义阳郡的阡陌间，少年魏延常于田垄之上舞枪弄棒。
其时黄巾之乱方歇，州郡豪强并起，乡间子弟多以弓马为务，魏延亦在其中展露异于常人的膂力与机敏。
史书未载其家世，然观其早年以“部曲”身份随刘备入蜀，可知其出身寒门，需凭血肉之躯在乱世中搏杀前程。
建安六年（201年），刘备败于曹操，暂投荆州牧刘表，屯兵新野。
魏延或是此时投身刘备麾下，以私兵身份随其辗转。
彼时刘备势弱，麾下多为关羽、张飞、赵云等宿将，魏延尚为无名小卒，却在日复一日的行伍训练中磨就了过人的骑射之术与统兵直觉。
建安十三年（208年），长坂坡之战爆发，刘备携百姓南逃，魏延率部负责断后，于乱军之中护持辎重，虽未立大功，却以“临阵不乱”初入刘备视野。
建安十六年（211年），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
刘璋遣法正迎刘备入蜀，共拒张鲁，魏延随刘备率步骑数万西入益州。
此行名为援救，实为拓土，一路之上，魏延目睹了益州沃野千里的富庶，亦见识了蜀道天险的雄奇。
在涪城（今四川绵阳）的宴会上，庞统劝刘备席间诛杀刘璋，刘备以“初入他国，恩信未着”为由拒绝，而魏延作为帐前卫士，紧握剑柄的手掌已渗出冷汗——他初次近距离感受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亦暗下决心要在这乱世中挣得一席之地。
真正让魏延崭露头角的，是雒城之战。
此城为益州重镇，刘璋部将张任、刘循据城死守，刘备大军围攻一年未果，庞统亦在此战中中箭身亡。
魏延率部主攻南门，见城上箭如雨下，竟亲执藤牌，身先士卒攀爬云梯。
城垛之上，蜀兵以滚木礌石砸落，数位士卒惨叫着跌落，魏延却在云梯晃动间猛然跃起，挥刀砍断敌兵手腕，翻上城垣，大呼“降者免死”。
其悍勇之姿震慑守军，南门防线渐溃，刘备趁机破城。
此战后，魏延被擢升为牙门将军，终于在刘备集团的武将序列中占据一席之地。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汉中之战终以刘备胜利告终。
曹操败退前，迁走汉中百姓，留下一片荒残的边陲。
然汉中之于益州，犹如门户之于宅邸，必得良将镇守。
时人皆谓张飞当任此职——飞自涿郡起追随刘备，勇冠三军，且与刘备亲如兄弟，更兼刚猛之名震慑曹军。
张飞亦自觉十拿九稳，甚至已在军中筹备赴任事宜。
然刘备却做出了令满朝震惊的决定：擢升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
消息传来，军营中议论纷纷，魏延却在刘备召见时，以一句“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镇住了所有质疑。
史载此言一出，“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而背后的深意，却是刘备对魏延多年蛰伏的认可——此人非止匹夫之勇，更有统御全局的谋略。
走马上任的魏延，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汉中历经战火，人口锐减，城防残破，且北临曹魏重镇长安，东接孙权觊觎的荆州，战略压力极大。
他并未急于出兵炫耀武力，而是先推行“实边政策”：招徕流民屯田，修复褒斜道、陈仓道等交通要道，在汉水两岸开垦军屯，数年之间，汉中“仓廪渐实，民安其业”。军事上，他首创“错守诸围”之法——放弃死守城池的传统战术，在汉中盆地周边的秦岭诸隘口（如陈仓道的散关、祁山道的武都）分设营寨，以少量精兵扼守险要，主力屯驻汉中腹地，形成“敌来则诸围响应，敌退则追而击之”的机动防御体系。
黄初三年（222年），曹丕趁刘备夷陵兵败，命曹真、张合率大军攻汉中。
魏延按既定方略，令陈仓道口守将郝昭以千余人拒守，自己亲率精锐绕后，在陈仓谷设伏。
曹军久攻不克，又遭伏兵突袭，辎重尽失，只得狼狈退军。
此役后，魏延“善用险”的名声传至曹魏，曹丕至死未敢再大规模进攻汉中。
在镇十年，他既治军严明，又与民休息，史载其“晨则巡营教射，暮则亲至田间，问民疾苦”，汉中百姓“虽闻魏武之名，不如闻镇北将军之威”——镇北将军，乃魏延在汉中时的民间敬称。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病逝于白帝城，临终托孤诸葛亮。
魏延作为地方重镇的守将，被召回成都，拜为都亭侯——此爵虽低于关羽、张飞的县侯，却已是对其十年镇边之功的肯定。
诸葛亮开府治事，素闻魏延“勇略兼备”，遂将其调入中枢，任丞相司马，兼凉州刺史——后者虽为虚衔，却暗含诸葛亮“北定凉州，断曹魏右臂”的战略意图。
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上《出师表》，进驻汉中，筹备第一次北伐。
军事会议上，魏延提出了震惊全军的“子午谷奇谋”：“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
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
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
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
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此计之险，在于子午谷全长六百里，谷道狭窄，易遭伏击，且五千人需在十日急行军中保持战力，更需赌夏侯楙弃城而逃。
然魏延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夏侯楙乃曹操女婿，素以“膏粱子弟”闻名，长安守军久疏战阵，而诸葛亮主力出斜谷，亦可形成牵制。
后世多以“诸葛亮谨慎”为由否定此计，却忽略了魏延对曹魏内部的精准判断：此时曹丕新丧，曹叡初立，关中防务正处真空期。
此计若成，蜀汉可尽得关中平原，进可图中原，退可守函谷，战略格局将彻底改变。
诸葛亮最终以“安从坦道，宁可无功，不可冒险”为由否决，却在事后对费祎坦言：“文长之谋，非无胜算，然蜀汉国力微薄，若有闪失，再无北伐之力。”
此语道破玄机——非计之不可行，乃国之不可赌。
魏延虽怏怏，却仍遵令而行，率部作为前锋出祁山，在街亭之战前，已兵临陇右，收降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一时关中震动。
建兴八年（230年），曹魏反守为攻，曹真、司马懿率大军分三路伐蜀。
诸葛亮遣魏延率偏师西入羌中，意图联络当地部落，牵制魏军侧翼。
此役堪称魏延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他率军从陈仓道北出，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在羌人向导引领下，于阳溪（今甘肃武山南）遭遇魏将费瑶、郭淮。
彼时魏军兵力两倍于己，且以逸待劳，魏延却反其道而行之——命老弱士卒虚张旗帜，在正面吸引敌军，自己亲率精骑绕后，突袭魏军辎重营。
熊熊火光中，魏军战马受惊，阵型大乱，郭淮欲分兵救援，却被魏延部将吴懿缠住。
战至黄昏，魏军大败，“斩获万余，获甲首三千级”，史载魏延“斩瑶于马下，淮仅以身免”。
此战后，魏延因功进封南郑侯——南郑乃汉中治所，以封地为爵，足见其在蜀汉的地位已仅次于诸葛亮。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因李严运粮不力，本欲退兵，却闻司马懿率大军来战。
魏延主动请命：“贼众我寡，然贼远来疲敝，可趁其立足未稳击之。”
诸葛亮允其率虎步军为前锋，屯驻卤城（今甘肃礼县盐官镇）。
司马懿素知魏延勇名，却小觑其谋略，命张合攻卤城外围，自己率主力强攻中军。
魏延按诸葛亮“敛兵聚谷”之策，先放魏军进入卤城盆地，待其战线拉长，突然开城出击——但见魏延横刀立马，率甲士从城头俯冲而下，其部“皆披玄铠，持强弩，三发而止”，魏军阵型瞬间被冲散。
与此同时，高翔、吴班率骑兵从两翼包抄，司马懿惊觉陷入重围，只得弃甲而逃。
此役蜀军“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创下北伐以来最大规模的野战胜利，史载魏延“追至渭水，斩将七员，方收兵而还”。
魏延的赫赫战功，难掩其性格中的致命缺陷——“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
他自恃才略，不屑与文臣周旋，尤其与长史杨仪势同水火。
杨仪善筹粮调度，是诸葛亮的得力助手，却气量狭小，两人每每议事，必因“军事调度”与“后勤供给”之争拍案相向，甚至有一次魏延“拔刃拟仪”，若非费祎及时劝阻，险些酿成血案。
诸葛亮对此颇为头疼：魏延是北伐的军事支柱，杨仪是丞相府的行政核心，二者缺一不可。
他曾私下劝魏延：“文长啊，处世之道，非止勇力，亦需容人。”
又对杨仪说：“威公（杨仪字），武人粗疏，公当谅之。”
然两人积怨已深，诸葛亮在世时尚能压制，其死后便再无缓冲。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临终前召开秘密会议，部署撤军事宜：令杨仪统大军徐徐而退，姜维为副将断后，却独独未召魏延——此中深意，实为避免其抗命。
果然，当费祎奉命告知魏延撤军决定时，后者勃然大怒：“丞相虽亡，吾自健在！岂可因一人之死而废天下大事？且我魏延，岂可为杨仪断后！”
魏延的抗命，本质上是对杨仪的排斥，而非背叛蜀汉。
他认为诸葛亮北伐未竟，应趁司马懿因诸葛亮之死而不敢轻动之际，继续进军，“若得关中，即便还葬丞相，亦无憾”。
然杨仪却借机上表刘禅，称“魏延谋反，欲投曹魏”，而魏延亦上表称“杨仪作乱，请讨之”——两道表章几乎同时送达成都，刘禅惶惑间，问计于董允、蒋琬，二人素与杨仪相善，皆言“魏延反状明矣”。
局势迅速失控。
魏延率部抢先南归，途经栈道时，为阻止杨仪追兵，下令烧毁栈道。
此举虽非谋反，却坐实了“阻挠撤军”的罪名。
杨仪命王平率部追击，王平至南谷口，登高而呼：“丞相新亡，尸骨未寒，尔等何敢追随叛逆？”
魏延部众本就不愿与蜀军内战，闻言纷纷溃散，只剩魏延与其子数人逃奔汉中。
杨仪仍不罢休，遣马岱追杀。
在汉中城下，魏延回望这座自己镇守十年的城池，苦笑道：“吾本欲继丞相之志，非反也。”
言未毕，马岱刀至，斩其首以献杨仪。杨仪踏其首曰：“庸奴！复能作恶不？”
继而诛灭魏延三族——一代名将，竟落得身首异处、满门抄斩的结局。
魏延之死，实为蜀汉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陈寿在《三国志》中明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欲除杀仪等。”
即其目标是铲除政敌，而非投敌。
然《三国演义》为凸显诸葛亮“神机妙算”，虚构“魏延脑后有反骨，必反”的情节，使其成为“叛逆”的象征，此乃文学演绎对史实的扭曲。
事实上，魏延死后，蜀汉再无敢言北伐的宿将，姜维虽承其志，却因资历不足、方略失当，终未能重现魏延时期的军事锋芒。
而他留下的“错守诸围”防御体系，直至蜀汉灭亡前仍在发挥作用——景耀六年（263年），钟会大军攻汉中，若非法正之子傅佥违背魏延旧制，放弃外围营寨，退守汉城、乐城，汉中未必能被轻易攻破。
魏延的一生，是寒门子弟在乱世中逆袭的传奇，亦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悲剧。
他以部曲之身，凭血肉拼杀至封疆大吏，镇汉中而固蜀汉根基，随北伐而扬蜀军威声，其军事才能堪称三国一流。
然其刚直狷介，不知妥协，终在权力旋涡中成为牺牲品，落得“功高震主而身灭，名满天下而蒙冤”的结局。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可见魏延并非“反贼”，而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的眼中只有战场，他的心中唯有北伐。
正如后世诗人所叹：“十年镇汉业，七载北伐功。可怜刀下骨，犹带汉中风。”
他的故事，是三国乱世中“勇而难容于时，忠而见疑于朝”的典型注脚，亦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才能与性格”“忠诚与权谋”的永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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