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一年春分，户部银库的算盘声此起彼伏，张恪盯着《国家岁入岁出算盘总图》上跳动的算珠，心中暗惊——这场关乎国本的春计核算中，筹国之权衡已到生死攸关的时刻。算盘列阵显示，宗室禄米开支已占国库岁出的27%，而漕粮盐引的合计亏空达白银三十万两，相当于直隶全省一年的赋税。他望着廊柱上“量入为出”的御笔匾额，匾额下新贴的《财政算盘核计榜》被春风掀起，露出“宗禄压顶，国库如洗”的红笔批注，恰似帝国财政命脉上的一道血痕。
户部值房内，李顺将圣祖朝以来的宗室人口数据导入《宗禄增减算盘模型》：“康熙朝宗室八百人，禄米岁支万石；今道光朝宗室已逾三千人，”算盘珠拨出“岁支禄米八万石”的总数，“且每石禄米经竹筹虚报，实际支给达十二万石。”张恪翻开《嘉庆朝宗禄实录》，见“宗禄年增三成”的朱批，用算盘核计出惊人结论：“再容让十年，宗禄将吞尽天下漕粮。”这些在算盘上跳动的数字，正在将帝国推向财政崩溃的悬崖。
乾清宫内，道光帝对着《洪泽湖赈灾奏》皱眉——此次决口需银五十万两，而国库仅存二十万两，缺口竟需挪用来年漕粮折银。载锡趁机呈上《宗禄豁免疏》：“祖宗家法，宗室禄米不可核减，”疏中用竹筹列阵“灾年豁免禄米，动摇国本”的逻辑，“可将赈灾银分摊至各省盐引，每引加征三钱。”此言看似在为朝廷分忧，实则欲将负担转嫁给民间，保宗室而损百姓，让道光帝陷入“保社稷”与“全宗法”的两难。
都察院门口，张恪率算学吏跪呈《宗禄漕粮对比算盘册》：“每宗室一人，岁耗禄米四十石，等同十户农户全年收成，”册中用算盘图示对比“宗禄占比”与“民生开支”——前者如巨蟒盘绕国库，后者则细如游丝。盐丁王九叔带着漕帮《实运算盘日志》加入请愿：“三年来漕粮实运仅七成，其中三成皆充宗禄，”日志中“宗禄虚增”的算珠公式与户部数据互为印证，将宗室特权与民生困苦的尖锐矛盾展现在朝堂之前。
子夜，道光帝在御案上用算盘并列核计：左侧是载锡的“宗禄豁免账”，右侧是张恪的“亏空致命账”。当算珠拨至“宗禄岁支白银二十四万两”时，他突然想起圣祖朝“爱新觉罗子孙，不可废耕战”的祖训，抓起嘉庆朝算筹笔筒砸向算盘——珠子散落间，“宗禄减半”的算式隐约成形。他提笔在《宗禄改革试办折》批注：“着宗人府核减远支宗室禄米三成，以十年为期，逐年递减。”这一批注，是皇权在经济压力下对宗法制度的首次主动切割。
卯时，宗人府传出上谕：“远支宗室禄米，按算盘算计实数支给，近支仍从旧制。”这道仅限“远支”的改革诏令，虽让张恪团队核减了一万石虚增禄米，却在载锡“近支为国家根本”的抗辩下，保留了核心宗室特权。载龄在肃亲王府冷笑：“三万近支宗室仍稳享厚禄，”他拨弄着灌铅算盘，“远支减禄之数，不过是咱们盐引虚增的零头。”改革的有限性，彰显出宗法制度的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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