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梅这么一问，我还真蒙了，没想到她会这么说。我磕磕巴巴地对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都有人管理干活儿的事情了吗！还用得着你干吗？”
胡梅听了说道：“干点活儿，出身臭汗，再洗洗澡，舒坦一些。再有，我要清楚知道出一锅糟要费多大的力气，知道工人的劳动强度，我也知道该怎么给他们奖赏，或者调节工人的劳动强度。”
“哦！原来这样啊！”我随便答应着。胡梅接着问我说：“你来干嘛啊？”不知道为啥我突然不想说了，但胡梅追问的眼神，我不说还不行，于是，我就把大家要求庆祝的事情和她说了一遍，并且问她怎么庆祝，我对这件事心里没底。
胡梅听了没有立即回答我，低头想了半天才缓缓抬起头问我说：“是庆祝你啥时候被杀吗？”
我一听，瞪着眼睛看着她，我是一动不动，胡梅咋这么说呢，这也太出乎我的意料了。这话说得是人话吗！
我喃喃地对她说：“你咋这么说？我怎么会被杀？”
“前两个县长不是被杀了吗？”
“被杀，那不是我杀的吗？”
“你能杀人家，人家就不能杀你啊！”
“我又不违法乱纪，干缺德的事儿，谁敢杀我？”
胡梅听到这里，没有立即回答我，而是，穿好衣服走出了烧锅。我只好乖乖地跟着。
来到她的办公室，她沏了壶茶，给我们俩都倒上，然后，递给我一杯，她拿起一杯喝了一小口，慢慢地说：“那些坏人有几个承认自己是坏人？他们觉得你杀了他们就是你的罪过，他们的亲朋好友肯定都恨你，时刻想着怎么收拾你，从打你在三道拐收拾那些胡子开始，你的仇家就有了，他们的子女长大了能不恨你吗？你现在是县长了，站得高，风就更大，你危险也就更大。”
胡梅放下茶杯说道：“你现在不是想着怎么庆祝，应该想着怎么干好这个县长，怎么保全自己和家人。”
胡梅是给我当头来了盆凉水，浇得我拔凉拔凉的，从头凉到脚，从里凉到外。但我仍然不服气，当官总是好事，别人都削尖了脑袋往上挤。我现在当上了，应该高兴才对。
我对胡梅说：“当官儿总是好事，没有我当局长，你的——”我没有往下说，我是想说，你的烧锅能这么红火吗！
胡梅何等的聪明，她当然知道我的意思，她盯着我慢慢地说道：“你说得对，没有你这个局长，我的烧锅，啊！不对，应该说我们的烧锅，不能这么红火。但是，你要清楚，因为有你当局长，没人敢欺负我，没人敢赖账。但我一直是公买公卖，我下屯收粮食，没少给他们一分钱，甚至我的价格是最高的，咱们烧锅的工资也是最高的，工人的待遇也是最好的。”
胡梅给我的杯里续上茶，她接着说：“其实，我可以不干活，每天打牌，听戏，当一个阔老板，或者阔太太，但我做不到。”
这时，管工进来告诉胡梅，烧锅的锅盖开焊了，要找师傅焊上，胡梅告诉他，以后这种事情不用问我，直接找就行了。
管工走后，胡梅接着说：“我都想好了，把烧锅开得好好的，等你哪天下势了，我就凭烧锅就能养活你，你啥也不用干，愿意喝茶去茶馆，愿意打牌就打牌，愿意钓鱼就去一水河边。”
胡梅说到这里，说不下去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的眼眶也湿润了。离开烧锅我是彻底打消了庆贺的念头，再也没提庆贺的事情。胡梅给我上了一课，就是——居安思危。
关于警察局局长的人选，我费了一番周折。按照我的意思，管长龙是最合适的，虽然跟着我时间短，但是他的能力和人品是数一数二的，军人出身讲究忠诚、服从。
但是，孙殿奎干了这么多年的副局长，为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对我也是言听计从，特别是我倒霉的时候，仍然对我言听计从，尽全力保护我。
这样我就让孙殿奎当了谭家县警察局局长。
冰雪融化，溪流淙淙，春天来了。县衙的一切事情我都打理得很好，警察局在孙殿奎的管理下有条不紊地行使执法权利。
我唯一的一块心病就是远在关里的关师傅。写过几次信让他来，他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可能是故土难离吧！但是，他也在东北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这片黑土地也有感情。
他在谭家屯的时候，和瓜小辫关系很近，我让瓜小辫写过好几封信劝他来东北，也都是被他拒绝了。
现在，我当县长了，当上县长我反而觉得不那么忙了，我打算回关里去接师傅来东边，就是接不来，我也要看看他。我们俩分开也十多年了。
我先去找大姐，大姐开始不同意我去，她让我写信或者拍电报催促，实在不来也没办法，强扭的瓜不甜。
但我坚持要去关里，大姐也没在阻拦，但她让我把县衙的事情安排好。
大姐默许了，我就有决心了。现在，我也不是怎么了，办什么事情都瞻前顾后的，不像以前那么一意孤行，果断行事。可能是让胡梅教训的。
县衙的事情和家里的事情安排妥当，我就去了圣约翰医院，我要看看李敏和我闺女谭怀淑。
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汤院长。因为她和师傅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我清楚，汤院长至今还思恋着师傅，所以，她才终身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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