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暮时分，郑母缓缓停下手中的活计，开始收拾那辆陪伴她多年的小推车。
她把小板凳小心翼翼地放进车里，又不放心地环顾四周，确保没有落下什么物件，这才缓缓推动小车，踏上归家的路途。
从共乐区的繁华中心到那逼仄破旧的太平胡同，相距不过三四公里，常人快走也要近一个小时才能抵达。
郑母年事已高，身体又弱，还推着一辆小车，平日里这一路走走停停，总要耗费两个小时。
然而今日，她的心中满是欢喜，脚下的步伐也轻快了许多，连那辆平时吱呀作响的木轱辘小车，此刻发出的声音似乎也变得悦耳动听起来。
太平胡同里的房屋，若还能称之为房屋的话，那也不过是用些破木板、片石以及各种杂乱无章的建筑材料拼凑而成的。
屋顶更是千奇百怪，木板、稻草、黄土、石片随意地覆盖着，只能勉强遮风挡雨，称之为棚子或许更为贴切。
相邻的两家仅靠着一面薄墙相隔，隔壁稍有动静，这边便能听得清清楚楚。而对面的房子，更是近得只需跨出一步，就能推开对方那扇松垮的门。两屋之间那条坑洼不平的泥路，便是住户们进出的唯一通道。
郑母在胡同深处的一间屋子前停下了脚步，终于到家了。
她家有两道门，外面那道门歪斜地立着，仅靠一根铁丝顽强地维系着与门框的联系。她轻轻拉开这扇摇摇欲坠的门，那“咯吱”的响声顿时惊动了屋内的人。
“娘，您回来了！”屋内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紧接着，里门被打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走了出来。
他眯着眼睛，努力想要看清门口的郑母。这孩子是郑母捡回来的，患有眼疾，因无钱医治，视力愈发模糊，眼前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只能看到大致的轮廓，却看不真切。
歪斜的外门与里屋门之间，有一个五六平方米的狭小空间，这里堆满了柴火和煤渣，墙上还挂着些白菜、萝卜之类的蔬菜。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门斗”，这里没有窗户，漆黑一片，倒是真像个车斗的空间。
小推车正好能推进特意腾空的地方，小男孩凭借着模糊的影子，摸索着帮郑母一起用力，将小推车稳稳地停放好。
郑母满脸笑容地拉着小男孩的手走进里屋。
这屋子不过十五六平方米，屋内的火炕占据了一半的空间，窗户开在连着炕的那面墙上。
锅灶、碗柜，还有一张破旧的桌子、几把摇摇欲散的椅子以及一个似乎随时都会垮掉的脸盆架子，占据了另一半空间。
炕的一角整齐地叠放着一家人为数不多的衣物，炕中间铺着几张报纸，上面堆着一堆山楂。一个穿着深蓝色打补丁棉袄、梳着小辫的姑娘，一手拿着切山楂的小刀，另一只手撑在炕沿上，正朝着门口张望着。她下身只穿着一件旧花布衬裤，小腿上盖着一床旧被褥。
见郑母和弟弟进了屋，姑娘连忙开口说道：“妈，今天回来得比往常早一些，壶里有热水，您先洗把脸，我收拾一下炕，咱们就吃饭。”
她的声音清脆悦耳，宛如珠落玉盘。说话间，她伸手拉亮了灶角的电灯线，屋内顿时亮堂起来，灯光映照出她那张娥眉凤目的脸庞，竟是一个让人看一眼便难以忘怀的美人坯子。
姑娘手脚麻利地叠好盖在脚上的被褥，露出纤细的脚丫，连袜子也没穿。
她迅速地将山楂分类收拾好，然后下了床，穿上炕边的一双单布鞋。灶台上蒸着的，是用连着玉米棒芯一起磨成的茬子棒子面做的窝窝头，锅里煮着的玉米粥稀得能照出人影，萝卜条咸菜已经摆在了饭桌上。
趁着郑母洗脸的工夫，郑娟已经把黑黄的窝头捡出锅，又盛了三碗稀粥，将筷子整齐地摆在碗边。
郑光明虽然视力不好，但对屋内的空间极为熟悉，他摸索着走到桌子边，招呼郑母快些洗漱。
郑母坐在那张旧椅子上，郑娟和郑光明则一同坐在一条长条高凳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虽然食物简单朴素，但这吃饭的时光却充满了温馨与欢乐。
郑光明喝了一口粥，突然开口说道：“妈，胡同口的胡大妈今天又来家里找姐姐了，她可真讨厌！”
郑母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原本的好心情也消散了不少，她开口说道：“不是都跟她说了吗，娟儿不会下乡的。”
是啊，青年下乡。那是 1968 年，上面对日益激进的问题，发出了“上高山下大乡”的号召，广阔农村，被视为大有可为之地。
街道干部、积极分子以及那些热心大妈们，将这项工作当成了神圣的使命。
他们对自己辖区内百姓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凡哪家有游手好闲的青年男女，便都成了他们动员的对象。
他们不辞辛劳，尽心尽责地劝导着那些他们认为应该下乡的青年们。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热情，穿梭于各家各户之间，滔滔不绝地宣传着上山下乡的好处，不管人家愿不愿意，也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统统都被列为应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郑娟闷闷不乐地说：“她说，家里既然有了男孩子，另一个青年就得下乡去接受再教育。”她的声音依然动听，只是带着几分无奈。
“别理她！上次我在的时候，就跟她讲清楚了，你要是下乡了，我们娘俩可怎么活啊？光明的眼睛还有病，他们这些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郑母气愤地说着，连口中的食物也没了滋味。
郑娟又接着说：“我跟胡大妈说了咱家的情况，可她说，我下乡以后，街道会帮扶咱家的。”
“狗屁！”郑母忍不住爆了粗口，“跟他们反映了多少次你和光明的户口问题，他们总是推三阻四的，就会讲些大道理、大政策，一点实事都不办。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
郑母原是庙里还俗的尼姑，政府给了她户口，可她捡来的女儿和男孩，因没有收养手续，户口一直没能办下来。
在这个居民全靠粮本吃饭的年代，没有定量供应，一家三口能勉强活下来，已经算是街道的照顾了。
至少街道还允许郑母在城中心摆摊，维持着生计，可那也只是郑母一个人的口粮，一家人终究是吃不饱、穿不暖，更谈不上给郑光明治疗眼睛了。
当然，这也和郑母没文化、没见识有关。她没有，也不会亲自去街道催促和痛诉，只是一个劲的唠叨着，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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