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的欢呼声犹在耳畔，中国上空的内战阴云却已迅速积聚。1945年深秋，李锦接到了来自重庆军政部的紧急命令：速率“擎天”兵团精锐，火速北上，经河北、热河，进入东北，与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由先期进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抢夺战略要地和日军遗留的庞大装备物资。
命令措辞严厉，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占要点，肃清匪患，确保东北行辕政令畅通”。这“匪患”二字，如同尖刀，刺在李锦心上。他深知，这所谓的“接收”，实质上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关键一步，是要他挥起屠刀，砍向曾经的抗日盟友、如今的兄弟部队。
站在北平临时司令部的作战地图前，李锦目光凝重。东北，这片富饶的黑土地，已然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他绝不能让自己的双手沾满同志的鲜血，更不能让“擎天”兵团这支国之利刃，沦为内战和自己人的屠刀。
“慕公，这道命令……”参谋长陈瑜语气沉重，他与李锦共事多年，虽不完全知晓李锦的绝密身份，但基于对国家前途的深刻忧虑和对李锦的绝对信任，他同样反对内战。
“命令要执行，但怎么执行，由我们来定。”李锦的声音低沉而坚定，“传令下去，各部以‘恢复秩序，安抚地方’为主，北上行军，务必稳扎稳打，不得冒进，尤其要避免与东北民主联军发生正面武装冲突。遇有小股接触，以驱离、对峙为主，非到万不得已，不得首先开火！”
这道内部指示，与重庆的急令大相径庭，为“擎天”兵团的北上行动定下了“消极怠工、避免冲突”的基调。
与此同时，李锦通过妻子秦若兰掌握的绝密渠道，向延安发出了紧急请示。很快，指示传来：“同意你部策略。以‘和平接收’为名，迟滞国民党军整体北上进度，为我东北部队争取巩固、发展时间。可在适当级别，与东北局及联军方面建立秘密联络，协调行动，避免误会。”
得到上级首肯，李锦心中有了底。他亲自挑选了绝对可靠、思想进步的副参谋长周卫国，赋予其一项绝密使命：利用部队北上、战线交错的机会，设法与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员建立秘密联系渠道。
周卫国心领神会。他派出麾下最精干、最忠诚的侦察参谋，化装成商人或难民，携带只有双方高层才懂的暗语和信物，冒险穿越战线。几经周折，一条极其隐秘的联络线终于建立起来。通过这条线，“擎天”兵团与东北民主联军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默契”：“擎天”部队“接收”某个空城或无关紧要的据点，民主联军则悄然转移或加固真正重要的战略区域和物资仓库；有时甚至会上演“你进我退，你驻我扰”的“双簧戏”，既应付了重庆的督战，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摩擦和损失。
在积极谋划对外“和平”的同时，李锦对兵团内部可能存在的隐患保持着高度警惕。作为穿越者，他深知历史的走向，更清楚麾下将领的政治倾向。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便是副总司令兼新一军军长孙立人。
孙立人治军严谨，战功赫赫，对日作战中表现出色，深受部下爱戴。但他与美国关系密切，其政治立场更倾向于“国家主义”和“军队国家化”，对共产主义抱有疑虑甚至反感。李锦深知，在未来的起义道路上，孙立人及其基本部队新一军，极有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
“维岳，”李锦将主管后勤与组织的副参谋长方维岳叫到密室，“新一军接下来的弹药补给、被服调配，尤其是重型装备的零部件供应，你要亲自把关，节奏可以适当‘调控’。另外，新一军内部，特别是中上层军官的思想动态、人员往来，你要安排绝对可靠的人，多加留意。”
方维岳是李锦最早布下的暗棋之一，对李锦的真实身份和宏大计划心知肚明。他沉稳地点点头：“明白，慕公放心。我会把握好分寸，既不影响部队正常运转，也会密切关注。新一军内部，我们也有几个可以信任的‘自己人’，比如李鸿（新一军军长，思想较为进步，对孙立人并非盲目追随），关键时刻或可发挥作用。”
除了孙立人这块“明礁”，来自重庆的渗透更如同暗处的毒蛇。蒋介石生性多疑，对李锦这样手握重兵、功高震主且非绝对嫡系的将领，从来就没有真正放心过。就在“擎天”兵团北上途中，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亲自指派的一个“特别督察组”，持蒋介石手谕，进驻了兵团司令部。
这个督察组组长姓毛，表面任务是“协调联络，保障通讯”，实则监视李锦及兵团主要将领的一言一行，搜集任何可能“通共”或“拥兵自重”的证据。他们安插耳目，监听电话，甚至试图在译电室等部门渗透力量。
“若兰，军统的人进来了，我们的通讯安全是重中之重。”李锦紧握秦若兰的手，语气严肃，“所有与‘家’里的联络，必须使用最高等级的备用密码，并且要更加隐秘，时机也要随机应变。”
秦若兰（“白鸽”）眼神坚定：“放心，我会处理好。译电室的核心人员都是经过考验的同志。军统的人，我会安排他们接触一些无关紧要或者精心伪造的电文。”
在“和平接收”的表象下，在应对内部隐患和外部监视的同时，李锦与他的核心团队（包括秦若兰、陈瑜、方维岳、周卫国，以及暗中倾向进步的梁卫国、楚南河等人）开始了更加隐秘和艰巨的工作——积极谋划全军起义。
起义，绝非易事。数十万大军，成分复杂，将领心思各异，周围还有虎视眈眈的中央军其他部队和无处不在的军统特务。必须等待一个万无一失的时机，一个能最大程度减少阻力、确保起义成功的契机。
“起义的关键，在于把握住几个要点，”李锦在只有绝对核心成员参加的密会上分析道，“第一，要有一个足够分量的、能让大多数官兵信服的‘大义名分’，例如，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第二，要选择在我军处于相对有利的战略位置，或者敌军出现重大失误、后方空虚之时。第三，内部的统一至关重要，必须确保绝大多数部队能听从号令，对于可能出现的顽固分子，要有果断的控制预案。”
他们开始秘密梳理兵团内部的势力分布：
可依靠的核心力量： 第七军（刘慧平，深受楚南河影响，楚已基本被争取）、新三军（方胜利，对李锦忠心耿耿，且对内战反感）、新四军（刘晓，梁卫国旧部，梁已倾向进步）、兵团直属大部分部队（由陈瑜、方维岳牢牢掌控）。
需要争取的中间力量： 新二军（李军华，持重，需以国家大义和部队前途说服，可由沈德威出面，沈德威坚决服从李锦命令，且内心正直，， 反对内战）、新五军（梁飞虎）、新六军（胡家豪）。
重点防范和可能需武力解决的顽固力量： 新一军（孙立人及其基本部队）。
秦若兰利用其身份便利，秘密观察、记录着各级将领在日常言行中流露出的政治倾向，为李锦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周卫国则利用其负责作战计划的职权，开始暗中调整一些部队的驻防位置，将更可靠的部队部署在关键节点，对孙立人的新一军则形成某种无形的战略隔离。
李锦兵团在一种极其微妙而紧张的氛围中，继续着它在东北的“旅程”。表面上，他们是在执行重庆的命令，“接收”城市，与“匪”对峙。暗地里，激流涌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都在无声而激烈地进行着。
在进入一座座饱经战火的城市时，李锦兵团展现出的是标准“国军”主力的姿态。士兵们穿着相对整齐的美式军装，扛着m1加兰德步枪，m4谢尔曼坦克和Gmc卡车排成队列，穿过残破的街道，刻意展示着武力和“正统”。
兵团司令部会公开发布安民告示，举行所谓的“接收”仪式，从伪满官员或地方士绅手中象征性地接过市政管理权。新闻官会向随军记者发布“我军顺利进驻xx，民心振奋”的通稿，照片上都是与当地头面人物握手言欢的场景。
在实际控制线与对面的部队（此处指代我军）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异的“静坐战争”状态。双方哨兵隔街相望，甚至能看清对方的面容，但大规模交火极少发生。
秘密联络渠道在极端谨慎的情况下建立起来。通常是通过地方开明士绅、原抗联关系、甚至是被俘后经过教育释放的人员传递信息。联络内容并非高层战略，更多是战术层面的“默契”：双方会约定互不攻击对方的后勤运输队（在非关键时期）；在小股部队意外遭遇时，会朝天鸣枪示警而后各自后退；甚至默许对方在特定时间、特定路线转移非战斗人员。
兵团高层（如倾向进步的军官）与对方高级指挥员之间，可能存在更隐蔽的通信，使用密写药水或一次一密的密码，内容涉及避免冲突、试探对方底线、乃至对未来局势的模糊看法交流。这些通信风险极高，一旦泄露，便是杀身之祸。
1. 清除“钉子”（内部肃清）：
兵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重庆系统安插的政工人员、特务系统（如军统\/保密局）的耳目，以及少数死忠于南京的军官，如同埋在身体里的钉子，是起义的最大威胁。
兵团情报部门（由林风眠、王大山等控制）在暗处紧锣密鼓地行动。他们通过监听电话、检查信件、安插眼线、分析行为轨迹等方式，秘密识别这些“钉子”。
清除手段多种多样，力求不留痕迹：
寻找借口（如“进修”、“述职”、“加强某部领导”），将可疑军官明升暗降，调离关键岗位，剥夺其兵权。或在其身边安插可靠人员，进行监视和反制，使其无法获取核心情报，也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对于无法调离、威胁极大的死硬分子，可能会策划“战场流弹”、“交通事故”或“急病暴毙”等“意外”将其清除。整个过程必须做得天衣无缝，经得起可能的调查。
同时，通信部门（林修远、密匙负责）加紧了对内外无线电通讯的监控和过滤，防止内部情报外泄，并截获重庆方面的指令。
起义的谋划仅限于兵团最核心的几位将领（李锦、梁卫国、孙立人、楚南河、沈德威、陈瑜等）以及少数绝对可靠的参谋人员。
密议通常在极端隐秘的情况下进行：有时在深夜的司令部密室，有时借“视察部队”之名在野外密林，有时甚至在移动的装甲指挥车内。所有参与者不得携带任何记录工具，全靠脑力记忆。
讨论的内容包括：
时机选择： 是立即阵前倒戈，还是等待更有利的战略时机？需要权衡重庆的压力、部队的准备程度、对面的接应能力以及国际舆论。
部队掌控： 逐师、逐团地分析各级指挥官的政治倾向和可靠性。哪些部队可以无条件跟随，哪些需要临时控制其主官，哪些可能需要武力解决。
行动计划： 设计详细的起义步骤，包括控制通讯枢纽、占领机场和军火库、隔离不可靠部队、发布起义通电的时机和方式、以及与对面部队的接应方案。
风险评估与预案： 预想最坏情况，如部分部队叛乱、重庆方面空军轰炸、内部特务破坏等，并制定相应的应对预案。
这些会议气氛凝重，每一个决策都关乎数十万将士的生死和整个兵团的未来。香烟的烟雾缭绕在昏暗的灯光下，将领们的脸上混合着决心、焦虑和一丝对历史负责的沉重。
这种双线作战，使得李锦兵团内部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张感。官兵们或许能感觉到高层与重庆的微妙不同，或许能察觉到与对面的“匪”交手时那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怪异，但大多数人并不知晓全貌。军官们彼此交谈时变得愈发谨慎，生怕一言不慎引来杀身之祸。忠诚与背叛、现实与理想、生存与道义，在这支部队的每一个角落无声地碰撞、交锋。
李锦兵团的东北旅程，就像在万丈深渊上的钢丝行走，每一步都必须精准而稳定，任何一方的失衡，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结局。他们佩戴着国军的徽章，心中却可能装着不同的未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豪赌。
李锦如同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步都需慎之又慎。他知道，时间越来越紧迫，蒋介石彻底撕破脸皮、发动全面内战的日子近在眼前。他必须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或者至少在屠刀彻底落下之际，带领这支凝聚了无数心血、本应用于保家卫国的强大力量，做出正确的历史抉择，投向光明。
历史的十字路口，李锦兵团的命运，乃至整个东北战局的走向，都系于李锦和他身边这群秘密战士的智慧与胆魄之上。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巨变，正在这冰天雪地的黑土地上悄然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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