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本营的争吵持续了数日，最终，一个充满矛盾与妥协的决议形成了。
陆军省和海军省相互瞪着眼，谁也说服不了谁。
海军嚷嚷着要全力南下，跟英美在太平洋上争霸；
陆军则红着眼睛，坚持必须摁死“东山”体系，否则寝食难安。
吵到最后，只能各退一步，搞了个折中方案：
第一，战略重心向东南亚倾斜。
大部分新造的军舰、飞机和精锐师团，优先补充到南方军。
海军如愿以偿，拿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资源，去经营他们的“绝对国防圈”。
第二，中国战场，转入“战略维持”。
大本营明确告诉冈村宁次：短期内，别指望有大规模增援了。
你的任务不是消灭所有敌人，而是“守住核心点和线，确保占领区资源能为帝国所用”。
第三，组建“快速反应部队”。
大本营给华北补充一大批战车坦克飞机，命令冈村宁次以战车部队和摩托化步兵为基干，
仿效谢毅峰第九路军的模式，组建几支高度机动、火力强劲的快速打击集群。
这些部队不用于占领地盘，专门负责“救火”，哪里八路军或“东山”势力冒头，就闪电般扑过去，咬一口就走，绝不缠斗。
第四，推行“两光”战术。
针对八路军和根据地依赖民众的特点，大本营批准了更残酷的“经济绞杀”策略。
当遭遇抵抗或需要获取物资时，快速反应部队将执行“抢光、烧光”政策。
目标不是杀人，而是摧毁抵抗力量的生存基础。
把村庄、乡镇的粮食、财物、生产工具全部抢走，带不走的就一把火烧掉，
将老百姓驱赶到荒野，留下一片废墟，把沉重的难民包袱甩给中国各方势力去消化。
冈村宁次拿到这份命令，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想要的是足以扭转战局的重兵集团，得到的却是一纸“维持现状”的指令和这种近乎土匪流寇的战术指导。
但他没有选择。
很快，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了调整。
精锐的第27师团、第110师团和108师团以及其他部队的精锐，
装备大本营输送来的战车和坦克以及本身就有的，补充了大量卡车和摩托车，组建了五个快速反应旅团。
他们配备了最强的无线电通讯，力求反应速度。
同时，日军开始有计划地收缩兵力，放弃了一些偏远、难以坚守的县城和小据点，
将兵力集中到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等大城市及连接它们的铁路、公路干线沿线。
那些被孤立的城市，如石家庄，成了巨大的“堡垒”。
日军在里面囤积弹药，但粮食储备有限。
他们的补给方式变成了：城里快断粮了，就派快速反应旅团突然出动，
像蝗虫一样扑向一个事先侦察好的、防御相对薄弱的区域，抢掠周围乡村或小城镇的粮食和牲畜，得手后立刻撤回城里。
留下一片废墟，大量只有衣服的老百姓在风中瑟瑟发抖。
他们刻意控制着行动的频率和规模，避免激起全面反抗。
在宣传上，也极力淡化暴行，声称这只是“无奈的征粮行动”，并未大规模屠杀平民，
试图将矛盾定义为“物资争夺”而非“种族灭绝”，降低中国民众的同仇敌忾之心。
在华北平原上，出现了诡异的景象：大部分时间，双方隔着战线对峙。
但每隔一段时间，日军的钢铁洪流会突然从某个据点冲出，迅猛突击，洗劫一片区域后，又迅速缩回。
他们不寻求占领，只追求破坏和掠夺。
面对这种新战术，柯明义和延安方面也迅速调整策略。
“小鬼子有点东西啊，居然开始玩起土匪战术。”
朱老总在作战会议上指着地图，“他想倒好，用这种办法，既维持他孤立的据点，又不断消耗我们，给我们制造麻烦。”
“那就让他来。”毛委员冷笑，“他以为他是流寇，我们就是天罗地网。命令各部：
一、 加强情报网，密切监视鬼子快速部队的动向，提前预警。
二、在重要产粮区和物资囤积点，部署机动防御力量，配备反坦克武器。
三、老百姓实行坚壁清野，粮食能藏则藏，藏不了就转移。
四、我们的快速部队，谢毅峰的第九路军，任务就是猎杀他的快速部队，只要他敢出来，就找机会截断他的退路，狠狠揍他！”
“东山”基地也加速了技术对抗。
无线电侦听部队全力破译日军快速部队的通讯密码，争取掌握其行动规律。
一场围绕“机动”、“掠夺”与“反机动”、“保护”的新形态斗争，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拉开了序幕。
日军试图用这种毒辣而高效的方式维持局势，并拖垮对手。
而柯明义和抗日军民，则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继续锻造着更坚韧的盾与更锋利的矛。
华北的战局，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考验双方智慧和韧性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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