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夏，外西北的广袤土地上一片繁忙景象。
柯明义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理由，顶着国内外纷至沓来的质疑和催促，
将东山体系的庞大基建力量投向了这片战略要地。
这条环绕中国版图“鸡屁股”的弧线交通网，不仅是远征军的生命线，更是未来格局的伏笔。
百万基建兵团如蚁群般散落在戈壁与山峦之间。
推土机的轰鸣惊醒了沉睡的荒原，铁轨如同血管般向西延伸。
主公路和铁路分段施工，进度快得惊人。
与此同时，一项特殊政策悄然实施：鼓励内地百姓前往外西北经商。
在战时经济管制下，这无疑是个发财的良机。
东山体系不仅帮他们组织货源，还在交通沿线新建了许多贸易小镇，派建设兵团保障安全。
很快，驼队和卡车载着茶叶、布匹和日用品从甘肃、新疆涌来，换回毛皮、药材和当地特产。
这些小镇迅速繁荣起来，酒旗招展，人声鼎沸，俨然成了荒原上的绿洲。
这一系列动作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莫斯科方面连续发来外交照会，质疑中国借援助之名行扩张之实；
伦敦和华盛顿的观察员则频频出现在边境地带，试图窥探这条“后勤动脉”的真实意图。
而在国内，各种声音不绝于耳，有的认为这是开疆拓土的良机，有的则担忧会陷入战争泥潭。
面对纷扰，柯明义始终沉默。
他只是加快了部署，三个月后，当交通线初具规模时，
三十万东山精锐机械化部队开赴外西北。
坦克和装甲车扬起漫天尘土，在新建的公路上绵延数十里。
更引人注目的是，部队中混杂着大量刚刚整编的外西北本地武装，
他们穿着杂色军装，手持各式武器，经过两个月的强化训练，被整编为附属部队。
最终，一支八十万人的大军在边境集结完毕。
部队开拔那天，戈壁上的风沙格外猛烈。
钢铁洪流沿着新建的公路向西推进，车轮碾过尚未完全固化的路面，留下深深的辙痕。
先头部队的侦察车很快传回情报，轴心国的仆从国部队正在中亚平原布防。
就在远征军走出外西北的同时，东山体系的行政和技术人员大规模进驻。
整个外西北被纳入战时体制，由东山体系全面接管。
新建的修理厂开始运转，为往返的运输车队提供维护；
野战医院在绿洲旁搭建起来，储备了大量药品；
通讯基站沿着交通线建立，构成了一张覆盖全域的网络。
在首府阿拉木图，东山体系的指挥部设在一栋原沙俄殖民风格建筑内。
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红色箭头标注着远征军的推进路线，蓝色箭头则代表敌军的布防。
参谋们日夜不停地分析着前线传回的数据，协调着后勤补给。
更远处，地质勘探队已经出发，他们的任务是摸清这片土地下的矿藏资源。
随着时间推移，外西北的后勤基地愈发完善。
新建的发电厂开始供电，夜晚的贸易小镇亮起灯火；
兵工厂开始生产简易弹药，虽然产量有限，但能缓解前线的燃眉之急；
甚至还在河谷地带开垦了试验田，试种蔬菜以改善驻军伙食。
所有这些建设，都打着“支援远征军”的旗号，
但其规模和规划，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战时后勤的范畴。
前线的战报不时传回。
远征军在锡尔河畔与敌军发生了首次交火，东山体系的装甲部队展现了压倒性优势，仆从国部队节节败退。
捷报传来时，外西北的各个小镇一片欢腾，商人们自发组织慰劳队，将粮食和日用品送往后勤仓库。
然而，在这片喧嚣之下，一场无声的变革正在发生。
东山体系的教育队开始在各个定居点开设扫盲班，教材内容经过精心编排；
行政人员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划，推行新的户籍管理制度；
就连贸易用的结算方式，也逐步转向东山信用券。
这些措施看似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实则在不经意间改变着这片土地的社会生态。
当一九四五年的第一场雪落在天山北麓时，外西北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公路上的运输车队依然川流不息，但目的地已经不仅是前线，
越来越多的物资被运往新发现的矿场和建设中的工厂。
贸易小镇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内地来的商人开始携家带口在此定居。
而在边境线另一侧，远征军的攻势依然猛烈，捷报频传。
没有人公开谈论外西北的未来归属，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东山体系在这里倾注的心血，早已超出了一个临时后勤基地的范畴。
学校、工厂、农场、矿区，所有这些建设都在暗示着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就像一位老商人坐在酒馆里说的：“看看这路，这电，这学校……来了，就不会走了。”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戈壁，覆盖了山峦，却覆盖不了公路上深深的车辙。
那些蜿蜒西去的痕迹，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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