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的诏书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余波荡漾，却并未立即改变长安城固有的节奏。然而，在那巍峨宫墙之外，帝国庞大的行政机器内部，尤其是掌管钱粮赋税的户部衙门，早已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巨变忙碌得如同沸鼎。
户部衙署内，炭火烧得并不旺，一股阴冷的潮气混合着陈年账册的霉味与新鲜墨汁的微臭，弥漫在每一个角落。廊下脚步声匆匆，书吏们抱着厚厚的籍簿穿梭往来，脸上皆带着挥之不去的凝重。值房内，几位户部郎中、主事正围着一张巨大的案几，上面铺开的并非舆图，而是密密麻麻标注着各州郡仓廪存粮、漕运损耗以及长安百官俸禄、禁军粮饷开支的明细账册。
“尚书大人，您看，这是关中诸仓最新的核验数目。”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郎中将一份墨迹未干的汇总呈送到端坐主位的户部尚书面前，声音沙哑，“太仓存粟，仅余……仅余四十万石。这还不算今冬明春，需支付百官、勋贵、禁军以及诸司杂役的禄米……”
户部尚书，一位年约五旬、眉头紧锁的干练官员，接过汇总，指尖在那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上缓缓划过，最终停留在“四十万石”上，久久不语。四十万石，听起来是天文数字，但分摊到庞大的帝国中枢及其附属人口头上，支撑到来年夏收，已是捉襟见肘，甚至可以说是岌岌可危。
“关中之地，自先帝时便已‘地隘人繁’，”另一位主事忧心忡忡地开口，他是负责漕运核算的，“这些年，陛下励精图治，百官云集，甲兵日众，加上连年不算丰稔，仅靠关中产出与如今这不堪重负的漕渠转运，实在是……难以为继啊。”
他指向账册上另一行数据：“漕粮自洛阳含嘉仓起运，经黄河、渭水至长安，路途艰险，损耗惊人。尤其是三门砥柱之险，十船能存其七，已是万幸。去岁漕运损耗，竟高达三成！这还不算沿途人吃马嚼，以及维护漕船、征发民夫的费用，糜耗之巨，触目惊心！”
沉重的气氛几乎凝成了实质。所有人都明白，长安这座辉煌帝都的运转，是建立在何等脆弱的基础之上。它像一头胃口惊人的巨兽，而关中这片土地，以及那条蜿蜒艰险的漕运生命线，已越来越难以喂饱它。
“所以，陛下与皇后殿下决意迁都洛阳，实是不得已，亦是必然之举啊。”户部尚书终于放下账册，长长吐出一口浊气，那气息在微寒的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洛阳地处中原，漕运四通八达，河北、河南、江淮之粟，可径抵城下，转输之费，损耗之巨，皆可大为削减。《建东都诏》中言‘通赋贡于四方’，‘便于时宜’，绝非虚言。”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语气带着一丝解脱，也带着深深的疲惫：“长安，承载了太多。帝国的荣耀，先帝的余烈……却也背负了太重的负担。迁都，非是厌弃旧都，实是为帝国寻一条活路，为这万千张口，寻一个更能吃饱饭的地方。”
同一时刻，长安城东北隅，太仓所在。巨大的仓窖如同沉默的巨兽匍匐在地。几名仓监正指挥着役夫进行例行的巡查与通风。打开其中一处仓窖的封泥，一股陈年谷物的气息扑面而来。负责核验的太仓令陈仓凑近窖口，借着微弱的光线向内望去，只见窖底存粮已不及窖身高度的三分之一，那曾经满溢的金黄，如今只余一片令人心慌的空旷。
“又浅了……”陈仓喃喃自语，伸手抓了一把靠近窖口的粟米，米粒在他指间流淌，带着些许潮湿阴冷的感觉。他在这里看守了二十年，亲眼见证着太仓从贞观年间的“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到如今这般近乎见底的窘迫。
一阵寒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陈仓打了个寒颤，默默将封泥重新盖好。他不懂朝堂上那些高深的谋略，也不清楚东西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他只知道，仓库里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少，而长安城需要吃饭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多。
“或许……去洛阳，真的是条出路吧。”他望着灰暗的天空，低声喟叹。这最朴素的认知，恰恰印证了那高高庙堂之上，推动迁都的最原始、也最无法反驳的动力——仓廪之困。帝国的车轮，必须驶向更能获取滋养的地方，无论前路有多少阻力和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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