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局的封条虽未真正贴上，但那纸冰冷的“暂停令”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岐黄研究会熊熊燃烧的灶火上。诊疗停止，培训中断，窑洞里的气氛从热火朝天变得压抑沉闷。同志们虽相信林闻溪，但面对来自“上面”的正式压力，难免人心惶惶，愤懑不解。
林闻溪发出的电报很快得到了章部长的回应。回电内容简短却有力：“情况已知，甚为荒谬。已向上反映，据理力争。然官僚积习非一日可破，彼等手握‘规章’利器，强行对抗恐于我不利。宜另辟蹊径，以事实破谗言，以舆论造声势。盼速将研究会成果及前线反馈系统整理上报，愈详愈好。”
另辟蹊径？以舆论造声势？
林闻溪瞬间明白了章部长的意图。硬碰硬的行政对抗并非上策，尤其是在“规章”和“程序”占据道德高地的背景下。要想破局，必须将事情闹大，借助更广泛的力量，用铁一般的事实和民意，来倒逼那些墨守成规者。
一场无声的舆论战，悄然打响。
林闻溪立刻行动起来。他召集研究会核心骨干，分工合作： 一组人全力整理研究会成立以来的所有成功案例，尤其是那些被西医判了“死刑”、却被中医药生生拉回来的重伤员病案，要求记录详实，有姓名、部队番号、伤情前后对比（有条件的话甚至留下照片）、所用方药、最终结果，务必真实可信。 另一组人则负责走访周边受惠于研究会药方的村庄，收集老百姓的反馈和感谢信（或口述记录，按手印），重点突出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以及在缺医少药环境下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组人，则由林闻溪亲自带队，撰写一份系统性的报告，不仅汇报成果，更要深入阐述“中西医结合在战时条件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中医药宝库进行科学挖掘与提高的战略意义”，并有理有据地反驳卫生局“不规范”、“不科学”的指责，指出其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的危害。
工作昼夜不停地进行。一份份沾着泥土气息、带着伤员体温和百姓手印的材料汇聚起来，逐渐堆满了林闻溪的案头。
与此同时，章部长在延安也积极活动。他将林闻溪初步汇报的情况和部分典型案例，巧妙地透露给了几位对边区建设充满兴趣、且相对公正的中外记者（如《新华日报》和几位国际友人），并安排他们“恰好”听到卫生局官僚作风阻碍前线医疗的“传闻”。
很快，一些文章开始见诸报端。它们没有直接攻击卫生局，而是以充满感染力的笔触，描绘了前线将士在缺医少药下的英勇与牺牲，重点介绍了岐黄研究会如何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中医药挽救生命的感人故事，赞扬了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精神。
《神医？神方？黄土高原上的生命奇迹》 《银针草药亦是枪——记一支特殊的战地医疗队》 《规范之外的生命：论战时医疗的实用主义》
这些报道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迅速激起了涟漪。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甚至普通群众开始议论纷纷。前线的反馈也雪片般飞来，许多部队首长直接致电或来信，询问研究会情况，强调其工作对保持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甚至直言“若研究会解散，我部伤员将无处可去！”
舆论的压力开始显现。卫生局那边似乎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有些慌了手脚。刘科长又带人来了一次，口气软了不少，但依旧咬死“按规定办事”，要求研究会先“整改”。
林闻溪知道，火候还不够。他使出了杀手锏。
他让研究会的同志，组织了一批正在康复的伤员和受惠的群众，敲锣打鼓，抬着一块写着“岐黄研究会救苦救难，中西医结合造福军民”的大匾额，浩浩荡荡地前往边区政府和卫生局所在地“表示感谢”。
这支特殊的队伍吸引了无数目光。伤员们讲述着自已如何被救回的经历，老百姓们哭诉着以往生病无望的苦楚和现在的感激，纷纷要求“千万不要停掉研究会”。
场面感人至深，又带着巨大的民意压力。
与此同时，林闻溪整理的那份厚达数百页的、充满数据和案例的详细报告，以及来自各部队的请愿信，被章部长直接呈送到了边区最高领导人的案头。
事情终于发生了转机。边区最高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卫生局，但却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同志啊，做事要讲究实际，要从群众的迫切需要出发。有些东西，书本上没有，外国没有，但只要老百姓需要，实践证明有效，我们就要支持，就要去研究。不能动不动就拿条条框框去套，把自己套死了，也把群众的心套凉了……”
最高定调，风向骤变。
卫生局的封条令不了了之。刘科长等人灰头土脸，再也不敢来研究会“指导工作”。岐黄研究会不仅恢复了工作，还因为这场风波名声大噪，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甚至被树为“实事求是、服务群众”的典型。
舆论战的风云变幻，让林闻溪深刻体会到，真理固然重要，但有时也需要借助力量和策略去传播和扞卫。 他赢得了这场小小的战役，但也更加看清了前路的复杂与艰难。 而经此一役，他深入虎穴的决心更加坚定——他需要更强大的“事实”，来应对未来更激烈的斗争。研究的窑洞再次响起捣药声，但这一次，声音里多了几分沉稳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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