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陈晓是在一种近乎精神分裂的状态下度过的。
白天，他是“南洋情报综合处理中心”的首席分析官，冷静、高效地处理着雪片般飞来的战前情报，偶尔还要应对小林弘树充满期待的询问：“高桥君，你觉得美国人会在菲律宾抵抗多久？”——他答得滴水不漏，甚至还能引述美军驻菲司令麦克阿瑟的性格弱点来佐证“抵抗意志可能并不坚决”。
晚上，他是陈晓，一个被未来记忆和现世良知反复鞭挞的囚徒。“Z作战”文件夹里那些冰冷的文字，在他脑海里自动转换成动态的、充满火光与惨叫的画面。亚利桑那号断裂沉没，俄克拉荷马号倾覆，机场上排列整齐的战机化为燃烧的废铁……这些画面与食堂里同僚们对“帝国武运”的狂热讨论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荒诞感。
他试图像个纯粹的战略家那样说服自己：从宏观战略看，美国参战对结束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最终命运至关重要。牺牲珍珠港，换取美国这台巨型战争机器的全面启动，是“值得”的。
但每当夜深人静，那个更微弱的声音就会冒出来：那几千个具体的人呢？那些在周日军港里期待着周末假期的年轻水兵呢？他们不是战略棋盘上冰冷的数字。
“我不是神，我救不了所有人。”他对着浴室镜子里那张略显苍白的脸低语，“直接警告等于自杀，还会连累姐姐。”他知道历史的走向，知道警告美国几乎是徒劳，甚至可能引火烧身。
可“什么都不做”的念头，像一块不断增重的巨石压在心口。他需要一种仪式，一种哪怕毫无作用、只为安抚自己良知的徒劳尝试。
作为一名穿越者，明知数千条生命即将在偷袭中丧生，却完全保持沉默，这种道德上的负罪感几乎要将他压垮。
最终，一种复杂的情感——混合着微弱的希望、沉重的负罪感以及自我保护的本能——促使他需要做点什么，哪怕只是往历史的洪流中扔下一颗微不足道的石子，哪怕激不起半点涟漪，至少对自己有个交代。
他必须采取一种绝对无法追踪到自己的方式。
他再次想到了青帮，但这次不是用于传递情报，而是散布谣言。
最终，一个极其迂回、近乎儿戏的方案在他脑中成型。他再次动用了李爷的渠道，但这次不是传递情报，而是散布一句精心包装过的“醉话”。
他约阿彪在码头区一个鱼龙混杂的小面馆“偶遇”。在嘈杂的背景下，他压低声音，用混杂着无奈和自嘲的语气对阿彪说：“彪哥，最近听到个贼离谱的传闻，说北边那帮喜欢吹风的家伙，准备挑个礼拜天大清早，去珍珠港那边串个门，给美国佬送份‘惊喜大礼包’。啧，你说这帮人是不是脑子被船锚夹了？这种梦也敢做？”
他刻意说得模糊不清，“北边喜欢吹风的家伙”可以指向日本人,与“季风”计划隐约呼应，“礼拜天早上”、“珍珠港”、“惊喜大礼包”是关键信息，但组合起来更像水手醉后的胡言乱语。他甚至没要求李爷必须把话传给谁，只是让这话通过阿彪之口，流入码头区那些充斥着各国水手、情报贩子和妓女的阴暗角落，期待它能像病毒一样，以最自然的方式扩散出去，或许，只是或许，能飘到某个够级别的美国情报人员耳朵里。
做完这件事，他感觉像完成了一场荒唐的自我救赎仪式。内心清楚，这大概率是徒劳。在无数真真假假的情报噪音中，这样一句来源不明、内容荒诞的“醉话”，连被记录的价值都没有。
果然，几天过去了，风平浪静。上海滩没有任何异常，美驻沪领事馆和海军武官处的人员依旧按部就班，偶尔出现在社交场合，脸上看不到任何紧张情绪。他散布出去的那句“谣言”，如同投入黄浦江的一粒小石子，连一丝水花都未曾泛起。
在一个傍晚，他鬼使神差地踱步到了外滩附近一家以美国水兵聚集出名的酒吧附近。他站在对街的阴影里，看着那些穿着白色军装、喝得醉醺醺、搂着女人高声谈笑的美国水兵。他们脸上洋溢着远离战争的轻松和傲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毫无察觉。
他看到一个喝得满脸通红的水兵，正拍着同伴的肩膀，大声吹嘘着周末要去哪里找乐子。陈晓的指尖在裤兜里蜷缩了一下，一种强烈的冲动让他几乎想走过去，揪住对方的衣领告诉他：别他妈想着周末了，家都要给人偷了！
但他只是死死地站在原地，像一尊冰冷的石雕。
最终，他转身融入夜色。那句模糊的警告，如同投入黄埔江的一粒石子，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他甚至不确定阿彪是否真的把话传了出去，或者传出去后是否被人当成了耳旁风。
回到清冷的宿舍，他倒了一杯冷水，一饮而尽。喉咙里那股灼烧感并未消退。
他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远处江面上行驶的外国轮船，内心一片冰冷。
他尽了力，一种微弱到近乎自欺欺人的力。
剩下的，只能交给命运，或者说，交给那不可改变的历史剧本。
警告已经发出，尽管它微弱得几乎不存在。
他能做的，已经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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