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八这天，静宁下起了雪。刘耀西站在文昌宫小学的屋檐下，看着雪花落在土塬上，把那些沟壑填得平平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他知道，那些藏在地下的种子，正等着雪化后的春天。
“刘先生，张货郎来了。”狗剩从外面跑进来，鼻尖冻得通红。他手里拿着个拨浪鼓，鼓面上缠着圈红线——这是约定的信号：有重要消息。
刘耀西跟着狗剩往后院走，张瞎子正坐在柴房的草堆上，手里摸着个布包。他的眼睛是小时候被地主家的儿子用弹弓打瞎的，但耳朵比谁都灵，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是刘耀西。“刘先生，平凉来的东西。”张瞎子把布包递过来，声音压得极低。
布包里是件棉袄，棉花都板结了，针脚歪歪扭扭的。刘耀西翻到棉袄的夹层，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王泰吉的信，用密写药水写的，得用草木灰水才能显影。他把信揣进怀里，给了张瞎子两个窝窝：“路上小心，听说冯军在查过路的货郎。”
张瞎子把窝窝塞进怀里，嘿嘿笑了：“俺这双瞎眼，就是最好的通行证。他们才不信瞎子能当‘赤党’。”他拿起货担，拨浪鼓摇得震天响，往门外走去。雪地里，他的脚印歪歪扭扭，却走得很稳。
刘耀西回到屋里，把门闩插上，从灶膛里刮了些草木灰，调成水，往信纸上抹。白纸上慢慢显出字迹，是王泰吉熟悉的笔迹：“军中已联络三十人，多为甘陕子弟，正月十五可动。需地方接应，探清蒿店至平凉路线。”
蒿店是平凉到静宁的必经之路，王泰吉说的“动”，应该是指兵变。刘耀西的心猛地跳起来，他走到炕边，掀开铺盖，露出底下的地图——这是他和刘志刚花了一个月画的，标注着每一条山路、每一个窑洞、每一处可以埋伏的地方。
“刘志刚在哪？”他问正在烧火的校工。校工往门外指了指，刘志刚正扛着枪在操场练刺杀，枪杆上的锈被磨掉了些，露出里面的铁色。
刘耀西把刘志刚叫进屋里，铺开地图：“正月十五，王泰吉那边可能有动作。咱们要做的，是把蒿店到静宁的路守住，不能让追兵过来。”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点，“这里是黑风口，两边是悬崖，中间只有一条路，是最好的埋伏点。”
刘志刚的眼睛亮了：“刘先生，是不是要打仗了？”他的手在枪杆上摩挲着，这把枪他擦了又擦，早就盼着派上用场。
“不是打仗，是接应。”刘耀西看着他，“咱们的人少，不能硬拼。主要是把从平凉逃出来的弟兄接到静宁，再往陕北送。”他顿了顿，又说，“你得选些可靠的人，赵铁山的炭窑工能打，马老五熟悉山路，让他们各带一队，提前在黑风口埋伏。”
刘志刚点点头，转身就要走。“等等。”刘耀西叫住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十发子弹——这是王泰吉托人送来的，藏在药材里，混过了三次盘查。“省着用，每一颗都要打在点子上。”
刘志刚接过子弹，揣进怀里，像揣着团火。他走到门口时，忽然停住脚步：“刘先生，俺们能赢吗？”他的声音很轻，带着少年人特有的犹豫。
刘耀西看着窗外的雪，雪已经停了，太阳从云里钻出来，把雪地照得发白。“你看这太阳。”他又说起那句话，“就算被云彩挡着，也总有出来的时候。”
刘志刚走后，刘耀西把信烧了，灰烬撒进灶膛。他知道，从现在起，每一步都得走得小心。他找出那件棉袄，学着王泰吉的样子，在夹层里缝了封信，告诉对方静宁这边的准备情况，还有黑风口的埋伏方案。这封信，他打算让药铺的王掌柜送去——王掌柜的外甥在平凉的药铺当伙计，能混进城里。
傍晚时分，王掌柜来了。他把药箱往桌上一放，拿出包黄连：“刘先生，这药得熬着喝，治风寒最管用。”黄连代表“有风险”，刘耀西心里一紧。
“出什么事了？”他低声问。王掌柜往门外看了看，压低声音：“昨天冯军在平凉抓了个算命的，听说搜出了什么东西，现在正往静宁这边查。”
刘耀西的手猛地攥紧了——瘸腿算命先生是王泰吉和刘耀西之间最重要的“桥”。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王掌柜，那封信暂时不能送了。你让外甥在平凉城里打听，算命先生招了没有。”
王掌柜点点头，收拾药箱要走。走到门口，他忽然回头：“刘先生，俺儿子要是还活着，也该像你这样，做些正经事。”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抹了把脸，快步消失在巷子里。
那天夜里，刘耀西没睡。他坐在油灯下，把“花名册”拿出来，一个个名字看过去。这些人，有的他只见过一面，有的甚至没说过话，却愿意跟着他走这条随时掉脑袋的路。他想起陕西省委的同志说的：“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群人的命。”
三天后，王掌柜带来了消息：算命先生被打死了，死前没招出一个人。刘耀西松了口气，却又觉得心里发沉。他让王掌柜把棉袄里的信取出来，换成了新的内容：“桥断，改用‘货郎线’，暗号照旧。”
腊月底，张货郎再次来到静宁，带来了王泰吉的回信，只有八个字：“雪融即动，静候东风。”刘耀西知道，“东风”指的是他们的接应。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铁山和马老五，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除夕那天，静宁的鞭炮声稀稀拉拉的。刘耀西在文昌宫小学煮了锅腊八粥，里面只有几粒米和些野菜，却被十几个穷人家的孩子抢着喝。刘志刚带着护矿队的弟兄们来了，每人手里拿着根红布条，系在胳膊上——这是约定的记号，方便在黑风口辨认自己人。
“刘先生，都准备好了。”刘志刚的脸上沾着泥，却笑得很亮，“赵大哥带二十个炭窑工守左边的悬崖，马大叔带十几个农民守右边，俺带五个人在路口放哨。”
刘耀西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些穿着破棉袄、拿着土枪和砍刀的汉子，比任何军队都可靠。他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里面是面用红布做的小旗，上面用黄纸剪了个五角星——这是他熬夜做的，虽然简陋，却是他能想到的最亮的颜色。
“等把弟兄们接过来，咱们就把这旗插在黑风口上。”他举起小旗，油灯的光映在上面，红得像团火。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刘耀西知道，这是民国十八年的最后一场雪。等雪化了，就是春天，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这些藏在黄土塬下的火种能不能燎原，但他知道，只要还有人相信“太阳总会出来”，这火就灭不了。
他把小旗重新包好，揣进怀里。怀里的温度，慢慢渗进布包里，像在孕育一个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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