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冰雪尚未完全消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已能嗅到一股躁动不安的、混合着泥土和希望的气息。何雨柱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二手自行车，穿行在逐渐热闹起来的街巷，车把上挂着的帆布包里，除了专业书，还多了几份《国民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面用红笔圈画着关于特区、“个体经济”、“技术入股”的报道。
大学校园里，气氛也在悄然变化。以前讨论最多的是分配去向、是捧上铁饭碗，如今，茶余饭后，开始有人压低声音谈论南边的见闻，谈论“星期天工程师”，谈论知识如何变成“活钱”。何雨柱依旧是图书馆的常客，但他查阅的资料范围，从纯粹的机械工程，扩展到了企业管理、基础会计，甚至是一些影印的、字迹模糊的港台经济刊物。
光栅尺读数头项目的成功，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涟漪持续扩散。那笔“巨额”奖金，何雨柱只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汇回了家。他写信告诉父母，这笔钱不用省，该花就花，改善生活。何大清的回信依旧简短，但这次，信里夹带了一张崭新的全家福照片。照片上，何淑兰穿着崭新的确良衬衫，笑容舒展；何雨水扎着时髦的蝴蝶结，青春洋溢；连何大清，眉宇间的郁结也化开了不少，腰板挺直。背景是家里重新粉刷过的墙壁，桌上还摆着一台崭新的台式电风扇。
“家安好，勿念。钱已用部分，余存折。你妹成绩优异，有望考取北京医学院。你在外，放手做你事，家里是后盾。”
寥寥数语，让何雨柱眼眶发热，心里却无比踏实。家庭的安稳，是他闯荡世界最坚实的底气。
契机再次降临，这次带着更浓的商业气息。之前合作过的那家重型机床厂，尝到了技术革新的甜头，主动找上门来。不过，这次不是解决单个故障，而是提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合作意向：他们厂里一批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老式龙门刨床，机械结构依旧坚固，但控制系统严重落后，效率低下，希望能进行数控化改造。
“小何同学，我们知道你有想法，有魄力。这次改造，厂里可以出经费，但希望你能牵头，组织一个团队，包括你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搞出个样板来！如果成功，这可是填补国内空白的大事！”厂里的总工程师亲自到学校，找到何雨柱和他的导师，言辞恳切。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但也风险巨大。数控系统涉及伺服电机、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数控代码，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这些都是尖端技术，国内几乎没有成熟产品，全靠进口，价格昂贵且受限制。
换作别人，可能就望而却步了。但何雨柱几乎没有犹豫。他脑海中，前世参与过的无数自动化改造项目经验飞速闪过。他清楚地知道，完全照搬国外不现实，但可以利用现有条件，走一条“土洋结合”的路子。
“总工，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接。”何雨柱沉稳地回答，“但方案可能需要调整。全部进口不现实，我们可以尝试用国内能买到的步进电机替代伺服电机，用单板机（早期简易计算机）自主开发控制核心，软件部分我们自己来写。这样成本能大幅降低，虽然性能可能达不到顶级，但满足厂里大部分加工需求，绝对绰绰有余。”
总工和导师都愣住了。用单板机自己写控制系统？这想法太超前，太大胆了！
“有把握吗？”导师谨慎地问。
“理论上是可行的。我们需要组建一个跨专业的团队，需要计算机系、自动化系的同学加入。只要学校支持，我愿意全力尝试。”何雨柱目光坚定。他知道，这不仅是帮工厂解决问题，更是一次极佳的实践机会，是把他脑海中的知识体系，进行一次真正的、大规模的集成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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