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了一下，随即暗下去。我没有点开，只是把它翻了个面，压在行李箱的拉链扣上。风从前方吹来，带着湿润的凉意，卷起地上的几片樱花，擦着鞋尖滚过。
江逾白站在我侧后半步的位置，手里拎着两个登机箱，肩上的背包带松了一根，垂下来晃着。他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在等我先走。
我往前迈了一步，踩进一片落花里。脚底传来轻微的摩擦声，像纸页被慢慢掀开。抬头时，整条路都被粉白色的花覆盖着，树冠连成拱形，远处那块刻着校名的石碑静静立在尽头。
“到了。”我说。
他嗯了一声，走近些，把其中一个箱子往我这边推了推，“重吗？”
“不重。”我伸手去接，指尖刚碰到拉杆，他却忽然抬手，替我拨开飘到发间的花瓣。动作很轻，像是怕碰碎什么。
我没躲，也没看他。只是低头看见自己包的拉链没拉严，露出一角蓝白相间的布料——是那件校服。我把它塞了回去，又拉紧了些。
“要再拍三百六十二张吗？”我忽然问。
这句话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一下。不是因为想起了操场那天，而是突然意识到，这一次，是我主动说出来的。
江逾白没动，目光落在我脸上，停了几秒。然后他放下箱子，朝我走了一步，伸手抓住我正要合上包的手腕。
他的拇指慢慢滑过校服袖口，那里有一块浅褐色的印子，边缘已经洗得发白。我记得那天早上赶论文，咖啡打翻在桌角，浸透了袖子。我想扔掉它，可后来发现怎么也找不到另一件一模一样的。
“你还留着这个。”他说。
“你不是也一直带着那张打印的照片？”我反问。
他没答，只是低了低头，声音比风还轻：“江太太。”
我心跳顿了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叫我。不是玩笑，也不是试探，就是平平常常的一句称呼，仿佛已经叫了很多年。
他还握着我的手腕，另一只手从背包里取出了相机。机身旧了，但镜头擦得很干净。他举起来，对准我怀里露出的校服一角。
“第一张，”他说，“从这里开始。”
我没有往后退，也没有摆姿势。只是站在原地，任他按下快门。咔的一声，像是某种开关被打开。
第二张，他让我把校服拿出来。我抖开它，披在肩上，袖子空荡荡地垂着。第三张，他让我抬头，让阳光照进眼睛。第四张，他让我笑一下。
“自然点。”他说。
“我已经很自然了。”我皱眉。
他嘴角动了动，又按了一张。
拍到第七张的时候，一阵风吹过来，校服的一角猛地扬起，差点蒙住我的脸。我伸手去抓，他也同时伸出手，结果两人的手指撞在一起。
我们都没缩回。
他看着我，忽然说：“以前都是我在拍你，你在跑。现在能不能换一下？”
“怎么换？”
“你来拍我。”他说，“这次，轮到你记住我了。”
我迟疑了一下，伸手接过相机。金属外壳有点凉，但握上去意外地顺手。我举起它，对准他。
他站在樱花树下，衬衫领口散着一颗扣子，头发被风吹乱了些，眼神安静地看着我，没有闪躲。
我按下连拍。
一张、两张、三张……直到他抬起手，挡在镜头前。
“够了。”他说。
“不够。”我把相机往下压一点，继续拍，“你说过要三百六十二张的。”
“那是七年前的事。”他笑了下，“现在不用数了。”
“可我想数。”我盯着取景框里的他，“一张都不能少。”
他没再阻拦，任我拍完一整组。等我放下相机时，他才走近，接过设备，轻轻放进包里。
“以后的日子还长。”他说，“不用一次拍完。”
我点点头，把校服重新叠好，放进包最里层。这一次，我没有再藏，而是用文件夹夹住，摆在笔记本上面。
他提起箱子，看向校园深处。教学楼的轮廓在花雨后面若隐若现，门口有学生抱着书走过，脚步匆匆。
“走吗？”他问。
“走。”我拉好背包拉链，跟上他。
走出几步后，我忽然停下，“江逾白。”
他转身，“怎么了？”
“如果那天我没回头呢？”我说，“如果你拍完那些照片，我就走了，再也不见你——你会追上来吗？”
他看着我，风吹起他的衣角，也吹动了树梢的花瓣。一片花落在他肩头，他没有拂去。
“我会等。”他说，“等到你也想去同一个地方。”
我没说话，只是慢慢走上前，把手放进他空着的那只手里。
他握紧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脚步一致，谁也没有领先。樱花一直在落，沾在头发上，粘在衣领里，有的被风吹进包缝，静静躺在那件校服的折痕间。
走到草坪边缘时，我忽然觉得肩膀一沉。抬头看，是更多花瓣从高处坠下，像一场无声的雨。
江逾白停下，抬手替我拂去肩上的花，指尖擦过锁骨下方。那里有一道极细的纹身线条，是他某次随手画在草稿纸上的公式，后来被我印在了皮肤上。
“冷吗？”他问。
“不冷。”我说，“就是有点……像做梦。”
他点头，“我也是。”
我们并肩站着，前方是宽阔的主道，两侧种满樱花树。远处钟楼敲响了整点的铃声，声音悠长，穿过花雨传过来。
我深吸一口气，把背包往上提了提。
“那就别醒了。”我说。
他笑了，真正地笑了，眼角浮出一点细纹。他抬起相机，对着我们两人之间的空隙按下快门。
画面里没有我和他，只有飘落的花，和地上交错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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