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这座被誉为“战时陪都”的山城,以一种极其矛盾的方式,迎接着林薇和她同伴们的到来。
当那艘喘着粗气、仿佛随时会散架的小火轮,终于颤巍巍地靠上朝天门码头时,映入林薇眼帘的,并非想象中的秩序与安稳,而是一片更加庞大、更加喧嚣、也更加光怪陆离的混乱。
码头如同一个沸腾的巨锅。挑夫、小贩、军官、难民、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衣衫褴褛的乞丐……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在湿滑陡峭的石阶上涌动、叫嚷、推搡。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特有的腥气、汗臭、廉价香水味、还有从不远处传来的、印刷机滚动的油墨气息。灰色的雾霭低低地压在江面上,也笼罩着依山而建的、层层叠叠的房屋,那些建筑新旧杂陈,既有飞檐翘角的传统吊脚楼,也有粗糙简陋的临时板房,更有一些突兀的西式小楼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不协调却又充满怪异生命力的画卷。
“跟上!别走散了!”老周用他那粗犷的嗓门呼喝着,努力维持着这支小小队伍的完整。他们随着人潮,像水滴一样被裹挟着,艰难地挪下跳板,踏上了重庆湿漉漉的土地。
按照林薇在“难民救助点”工作期间打听到的地址,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位于上清寺附近的一处难民收容所。那是教会和民间慈善机构联合设立的,据说条件相对好些,也是他们暂时能够栖身的唯一希望。
穿行在重庆的街道上,是一种奇特的体验。狭窄、陡峭、蜿蜒的石板路,仿佛没有尽头,一会儿向上攀爬,气喘吁吁;一会儿又急转直下,需得小心翼翼,生怕滑倒。人力车(这里叫“黄包车”)叮当作响,在人群中灵巧地穿梭;偶尔有鸣着喇叭的吉普车或黑色轿车蛮横地驶过,溅起路边的泥水,引来一片低声的咒骂。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卖着各种东西——从昂贵的美国罐头、香烟,到本地的山货、草药,再到粗糙的锅盔、担担面,应有尽有,显示出一种畸形的繁荣。
然而,在这表面的喧嚣之下,是无处不在的战争阴影。墙上贴满了各种标语、告示、寻人启事和模糊不清的通缉令。报童挥舞着不同派系的报纸,高声叫喊着最新的战况(其中真假难辨)。防空警报的喇叭像黑色的毒蘑菇,矗立在各个制高点,提醒着人们,日军的轰炸机随时可能撕裂这浓雾,带来死亡。一种混合着焦虑、麻木、及时行乐以及某种扭曲希望的复杂情绪,弥漫在空气里,几乎令人窒息。
林薇紧紧抱着自己的布包,里面是她全部的家当和希望。她一边留意着脚下的路,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她看到茶馆里高谈阔论、忧国忧民的文人,也看到巷弄深处蜷缩着、眼神空洞的伤兵;听到有人慷慨激昂地讨论着前线战事,也听到有人醉醺醺地唱着靡靡之音……这里与野猪岭的纯粹、艰苦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像是被打碎了,然后胡乱地拼接在一起,充满了矛盾与不确定性。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处位于半山腰的收容所。那是由一座废弃的祠堂改建而成的,院子里挤满了临时搭建的窝棚,条件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空气中混杂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孩子的哭闹声、病人的咳嗽声不绝于耳。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语气冷漠,只是机械地记录着他们的信息,然后指了指院子角落里一片勉强可以遮雨的屋檐。
“就那里,自己找地方挤挤。每天早晚各发一次粥,自己去领。”工作人员说完,便不再理会他们。
希望,在现实的粗粝面前,再次变得黯淡。
老周和水生默默地开始整理那块狭小的空间,试图为伤员和孩子们营造一个相对好点的环境。林薇则强打起精神,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仅仅依靠收容所这点稀粥,根本无法维持生存,更别提给伤员养伤了。她必须尽快找到沈惊鸿信上提到的那位“友人”,或者,找到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
第二天一早,林薇便拿着那封已经有些磨损的信封,按照上面的地址,开始了寻找。信上的地址是“林森路,仁济药房,转交顾鹤年先生”。林森路是重庆比较繁华的一条街道,这让她心中升起一丝微弱的希望。
然而,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重庆的街道错综复杂,许多门牌号在轰炸后变得混乱不堪。她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林森路,又花了半天时间,才在一个相对僻静的拐角处,找到了那家名为“仁济”的药房。药房不大,门面古旧,看起来有些年头。
林薇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自己破旧却尽量整洁的衣衫,走了进去。药房里弥漫着草药的味道,一个戴着老花镜、穿着长衫的老掌柜正在柜台后拨弄着算盘。
“老先生,请问……顾鹤年先生是在这里吗?”林薇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而有礼。
老掌柜抬起头,透过镜片打量了她一番,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你找顾先生?有什么事?”
“我……我受一位朋友所托,带一封信给顾先生。”林薇谨慎地回答,没有透露沈惊鸿的名字。
老掌柜沉吟了一下,摇了摇头:“顾先生不常来这里。你把信留下吧,如果他来了,我转交给他。”
林薇的心沉了一下。留下信?她怎么能确定这信一定能交到顾鹤年手上?万一……
“老先生,这封信很重要。您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顾先生吗?或者,他大概什么时候会来?”她不甘心地追问。
老掌柜的眉头微微皱起,似乎有些不耐烦:“顾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好过问。姑娘,你要么把信留下,要么就请回吧。”
看着老掌柜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林薇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沈惊鸿安排的这个联络渠道,显然非常隐秘和谨慎,不会轻易暴露。她不能强求,否则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那……麻烦您了。如果顾先生来了,请务必转交给他。就说……姓林的朋友。”林薇最终选择将信留下,并在信封背面用铅笔轻轻写了一个极小的“林”字。这是她和沈惊鸿之间一个极细微的约定。
留下信,仿佛留下了一个渺茫的希望。林薇走出药房,望着重庆灰蒙蒙的天空,心中充满了失落感。第一条路,似乎走不通了。
她必须靠自己了。
接下来的几天,林薇开始在重庆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她去过报馆,想重操旧业,但对方要么嫌她是女人,要么要求有可靠的保人;她去过一些迁渝的学校,想谋个教职,但竞争激烈,且她的资历难以查证;她甚至尝试过去一些机关单位应聘文书,但那里裙带关系复杂,根本不是她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逃难女子能够涉足的。
一次次碰壁,让她深刻体会到了在重庆生存的艰难。这里不缺人,尤其不缺像她这样从各地逃难而来的、有一定文化却无依无靠的人。饥饿和焦虑再次袭来,收容所那点稀粥根本无法果腹,伤员的病情也因缺乏药物和营养而时有反复。
绝望,如同重庆的浓雾,一点点地吞噬着她。
然而,就在她几乎要放弃的时候,转机出现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那天,为了节省体力,她在一家茶馆门外稍事休息。茶馆里,几个文人模样的男子正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话题似乎围绕着最近一场战役的得失和战时文艺的方向。其中一个人的观点引起了林薇的注意,他批判当下一些宣传作品空有口号、缺乏真情实感,无法打动人心。
林薇心中一动。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进了茶馆,来到那几人桌前。
“几位先生,打扰了。”她微微躬身,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几人耳中,“刚才无意中听到各位的高论,深有同感。小女子不才,刚从北方战区辗转而来,一路所见所闻,皆是血泪。窃以为,真正的力量,或许并非源于响亮的口号,而是源于那些具体而微的、在战火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身上……”
她的话,让那几位文人都愣了一下,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这个突然出现、衣衫朴素却言辞不俗的女子身上。
林薇没有怯场,她简单地讲述了自己在野猪岭的见闻,讲述了那些无名战士的牺牲与坚韧,讲述了普通百姓在苦难中展现的生命力。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平实地叙述,但那源自真实经历的情感和细节,却带着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
当她讲到苏队长用钢笔里的钢珠为伤员手术,讲到老周默默修复着根据地的每一件工具,讲到孩子们在轰炸后依然亮晶晶的眼睛时,几位文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动容的神色。
“说得好!”那个之前批判空泛宣传的中年文人猛地一拍桌子,眼中闪着光,“姑娘,你这些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这才是我们该写的东西!真实!有血有肉!”
他自我介绍叫孟秋实,是《国民公报》的副刊编辑。他对林薇的经历和见解极为欣赏,当场就向她约稿,希望她能将这些故事写下来,发表在报纸上。
“稿费虽然微薄,但至少能解你燃眉之急。”孟秋实诚恳地说,“而且,你的声音,应该被更多的人听到!”
峰回路转!
林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拒绝和冷眼后,终于有人看到了她的价值,愿意给她一个机会!
“谢谢!谢谢孟先生!”她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哽咽。
拿着孟编辑给她的预支稿费和约稿信,林薇几乎是跑着回到了收容所。她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老周和水生,久违的笑容终于重新出现在他们脸上。
有了这笔钱,他们可以买些粮食和药品,可以让伤员得到更好的照顾,可以暂时缓解生存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林薇找到了一条能够发挥她所长、也能为抗战贡献力量的途径——用她的笔,记录真实,传递力量。
她立刻伏在收容所昏暗的角落里,就着微弱的光线,开始撰写她的第一篇文章。笔尖在粗糙的稿纸上沙沙作响,野猪岭的硝烟、战友的面容、百姓的苦难与坚韧,如同潮水般涌上笔端。这一次,她的写作不再仅仅是为了记录,更是为了呐喊,为了证明,为了在这座混乱而迷茫的战时陪都,发出属于那些沉默大多数的最真实的声音。
《雾都门扉》,在她饱含血泪与希望的笔触下,正被缓缓推开。门后,是未知的挑战,是生存的挣扎,也是一条用文字铺就的、通往希望与重逢的,布满荆棘却又充满可能的道路。
而在城市的另一隅,沈惊鸿历经九死一生,也终于踏上了重庆的土地。他的“门扉”,又将如何开启?两条历经磨难的生命线,在同一座城市的迷雾中,正悄然接近着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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