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手老城隍庙守夜的活计，是在三十岁那年冬天。失业三个月，房租催得紧，老街坊陈叔牵线时只说活儿轻，每晚锁门巡逻三次，守到天亮给八十块，就是“老房子阴气重，胆子得大些”。我那时满脑子都是生计，没多想就应下了。
城隍庙在县城西头，始建于明洪武年间，三进院落的格局，飞檐上的瑞兽缺了角，门前两尊石狮子被岁月磨得没了棱角。正殿供着城隍爷塑像，红面黑须，锦袍玉带，据说是照着当年护城有功的秦姓知县塑的。后院有口枯井，井沿爬满苔藓，木井盖用铁链锁着，陈叔说那是“镇物”，绝对不能碰。第一晚交接时，陈叔把锈迹斑斑的钥匙串塞给我，手电筒照过正殿匾额，“善恶立判”四个金字在暗处泛着冷光，他忽然压低声音：“午夜后别往后院去，听见啥动静都当没听见。”
头半个月相安无事。我通常在门房煮壶热茶，十一点第一次巡逻，手电光扫过配殿的碑刻，那些模糊的文字在光影里忽明忽暗。十二点第二次巡逻，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灰味，混着老木头的腐朽气。一点后第三次巡逻，整座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还有殿角铜铃偶尔的轻响，像是有人在暗处叹气。
变故发生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傍晚下了场小雪，地面结了层薄冰。第三次巡逻时，我刚走到二殿，手电突然闪了三下，灭了。黑暗里，后院传来清晰的脚步声，“踏、踏、踏”，不疾不徐，像是穿着布鞋踩在积雪上。我攥着没电的手电蹲在供桌下，心脏撞得肋骨生疼。那脚步声穿过月亮门，停在了二殿门口，接着是一阵细碎的摩擦声，像是有人在摸门板上的铜环。
不知过了多久，脚步声退了回去。我摸出手机开手电，二殿门板上干干净净，连个指印都没有。回到门房，我发现桌上多了半块发霉的桂花糕，那是前几天给城隍爷上的供品，明明下午还摆在供桌上。
从那天起，怪事接连不断。供桌上的苹果总是少一个，不是被吃掉，而是凭空消失；钟鼓楼的铜钟会在午夜准时响一声，明明钟锤早就锈死了；我放在门房的棉袄，早上起来领口总沾着几根黑色的长发。最吓人的是，我开始做同样的梦：梦里我站在后院枯井边，井盖开着，井里飘出个穿蓝布衫的女人，脸埋在阴影里，只看见露在外面的手，指甲又青又长。
除夕前一天，文物局派来个老专家修匾额，姓周，七十多岁，据说祖上是给城隍庙当住持的。他看见我眼下的乌青，问是不是遇上了“不干净的事”。我把这些天的遭遇一说，周老盯着后院的方向叹气，说那口枯井里埋过一个民国时的女戏子，当年为了救被日军抓走的弟弟，在庙里戏台前自刎了，死前穿的就是蓝布衫。“她魂魄不散，守着井待了几十年，以前有住持镇着，后来没人管，就渐渐不安分了。”周老从布包里掏出个用红绳串的铜钱，“这是顺治年间的‘康熙通宝’，当年城隍爷显灵救城时，百姓捐的香火钱熔铸的，你带在身上，能镇住她。”
当晚我把铜钱系在手腕上，果然没再做梦。但凌晨两点，我被一阵哭声吵醒，不是女人的哭，是小孩的，细细嫩嫩的，从后院枯井方向传来。我壮着胆子摸过去，手机手电照向井口，铁链锁得好好的，井沿却摆着个掉漆的布娃娃，正是我小时候丢在老家里的那个，怎么会出现在这？
我伸手去捡布娃娃，刚碰到布料，手腕上的铜钱突然发烫，像烧红的烙铁。哭声瞬间变大，井里传来“哗啦”的水声，像是有东西在往上爬。我转身就跑，恍惚间看见井边站着个小小的身影，穿一身红衣，背对着我，手里攥着半截桂花糕。
回到门房，我发现布娃娃竟攥在自己手里，娃娃的脸被人用墨涂了两个黑洞，像眼睛。铜钱已经凉了，表面多了道裂纹。我不敢再待，裹着棉袄坐在门口等到天亮，第一缕阳光照进庙门时，布娃娃“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碎成了两半。
大年初一，陈叔来替班，看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才说出实情。原来前几任守夜人都没干过一个月，有个老头甚至疯了，说看见过穿红衣的小孩拉他的裤脚。“那女戏子当年怀着孩子，死的时候一并落了胎，母子俩都困在井里。”陈叔往炉里添了把柴，“以前每年除夕都有人给井边摆供品，这两年没人管，她们就闹得凶了。”
我再也不敢去城隍庙，把钥匙还给陈叔时，特意问起周老。陈叔说县城里根本没有姓周的文物专家，只有个姓周的老住持，十年前就过世了，死前最宝贝的就是一串顺治铜钱。我摸出兜里的铜钱，裂纹更明显了，边缘还沾着点暗红色的痕迹，像干涸的血。
半个月后，我在外地找了份新工作。某天刷新闻，看见老家城隍庙后院枯井坍塌的消息，工人清理废墟时，挖出两具骸骨，一具是成年女性，怀里抱着个不足月的胎儿。报道里说，骸骨旁散落着半块桂花糕和一串断裂的铜钱。
现在每当午夜听见铜铃响，我就会攥紧手腕。那里没有铜钱，却总留着一块淡淡的烫伤疤痕，像个永远褪不去的印记。我时常想起那座老庙，想起正殿里城隍爷的塑像，他红面黑须，眼神威严，却终究没能护住那对困在井里的母子。或许就像庙门口的楹联写的，善恶立判，可有些冤屈，连天道都来得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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