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长关于内参写作的指导言犹在耳，王伯年老师“如何看问题”的教诲也仍在心中激荡。我知道，理论的武装终究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而检验的机会，比预想中来得更快，也更具有挑战性。
几天后，王处长再次把我叫到他的隔断，神色比上次更加凝重。他递给我一沓厚厚的、有些杂乱的材料，主要是下面地市报上来的情况反映、群众来信摘编以及一些零散的统计数据。
“小林，‘价格双轨制’运行也有一段时间了，利弊开始显现。”王处长开门见山，“这些材料反映了不少问题，比如计划内物资流向黑市、‘官倒’现象、企业成本上升、市场秩序混乱等等。领导需要一份系统的情况梳理和分析，为后续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锐利地看着我：“这份材料，不需要写成正式内参，但也不能是简单的资料堆砌。它要有一根主线，把这些问题串起来，有现象，有分析，有初步的判断。这是你进入研究室以来，第一次独立承担有一定分量的报告撰写任务。有没有信心完成？”
我的心猛地一跳，既有被委以重任的激动，更有面对未知挑战的紧张。我知道，这比我之前做的任何一项工作都更重要，也更考验我的综合能力。
“处长，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我挺直腰板，郑重承诺。
“好。”王处长点了点头，“记住几点：第一，吃透材料，把这些零散的信息读透、理顺；第二，找准问题，看看哪些是共性的、关键的问题；第三，逻辑要清晰，报告要有骨架，不能一盘散沙；第四，语言要平实、准确，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给你一周时间，先拿出初稿。”
“是！”
抱着那沓沉甸甸的材料回到座位，我深吸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是我仕途生涯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报告”，它可能不会署名，甚至可能只是更大报告的素材，但它是我能力的试金石，也是我能否在研究室立足的关键一步。
没有立刻动笔，我首先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像老僧入定一样，反复阅读、梳理那些材料。我用上了王伯年老师教的方法，不再被动接受信息，而是带着问题去审视：
这些材料里，哪些是共性问题？（我发现多个地市都反映了计划内生产资料被转手倒卖到市场，牟取暴利的问题。）
哪些是关键问题？（“官倒”现象不仅扰乱市场，更严重腐蚀干部队伍，破坏政府公信力，这显然是关键。）
数据之间有什么关联？（一些国营企业的成本核算显示，由于拿不到足额的计划内原料，被迫高价从市场购买，导致成本大幅上升，利润下降。）
材料里缺少什么？（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在讲问题和现象，但缺少对问题根源的深入剖析，也缺少来自普通消费者和守法企业的声音。）
我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下要点、疑问和初步的判断。脑子里那幅关于“价格双轨制”混乱图景的拼图，开始一块块变得清晰起来。
思路逐渐明朗后，我开始搭建报告的框架。我决定以“价格双轨制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与初步分析”为题，分三个部分来写：
第一部分：主要问题表现。集中反映计划内外价差导致的投机倒把、“官倒”现象、市场秩序混乱、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用具体案例和数据支撑。
第二部分：原因初步分析。尝试从制度设计（计划与市场并存产生的套利空间）、监管缺失、局部利益驱动等角度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可能的影响与思考。**简要分析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政府形象的潜在负面影响，并提出需要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几个方向（如如何加强监管、如何逐步并轨等）。
框架确定后，我开始动笔。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我都反复斟酌，力求准确、严谨。写到“官倒”部分时，我尤其谨慎，既要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又不能过于尖锐，把握好王处长强调的“分寸”。我引用了群众来信中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但避免了情绪化的表达，尽量用客观陈述的方式。
连续几个晚上，我都自愿留在办公室加班。夜晚的政策研究室格外安静，只有日光灯发出的嗡嗡声和我的笔尖划过稿纸的沙沙声。困了，就用凉水洗把脸；饿了，就啃一口从食堂带回来的冷馒头。但我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充实感和创作的激情。这种感觉，比完成任何一次学业论文都要强烈，因为我知道，我笔下所写的，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真问题。
一周后，一份洋洋洒洒近五千字的报告初稿终于完成。我仔细眷抄清楚，检查了好几遍确认没有错漏，才怀着忐忑而又期待的心情，将它放在了王处长的办公桌上。
“处长，初稿我写好了，请您审阅。”
王处长接过稿子，嗯了一声，便低头看了起来。他看得很慢，很仔细，时而用红笔在边上划一下，时而停下来思索。我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心脏怦怦直跳，仿佛在等待命运的宣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不知道这份倾注了心血的“第一份报告”，在王处长这位严苛的领导眼中，能得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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