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并没有如我期待的那样驶上平坦的柏油路，而是拐下国道，驶入了一条更加不堪的县级公路。如果说刚才的路是年迈的哮喘病人，那现在的路，简直就是垂死挣扎的危重患者。
路面不再是柏油，而是坑坑洼洼的碎石和泥土混合体。前几天的雨水在这里积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深浅未知的水洼。汽车必须以极慢的速度，像醉汉一样左摇右晃地躲避着这些陷阱，但依然无法避免剧烈的颠簸。车轮碾过水坑，浑浊的泥浆飞溅起来，啪嗒啪嗒地打在车窗上，瞬间模糊了视线。
车厢里响起一片抱怨声和孩子的哭闹声。我的五脏六腑仿佛都被颠得移了位，必须紧紧抓住前面座椅的靠背，才能勉强稳住身体。
“这他娘的也叫路！”一个坐在后排的汉子忍不住骂了一句，“老子每次回来都像受刑！”
司机是个黑瘦的中年人，似乎早已习惯，头也不回地嘟囔道：“忍忍吧，就这段最烂，进了城就好了。县里也没钱修，年年补，年年烂。”
我透过被泥点模糊的窗户，努力向外看。路两旁是连绵的水田，但田埂破损，沟渠淤塞，显然疏于管理。一些低矮的砖房散落在路边，墙上刷着一些早已褪色的标语，内容还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偶尔能看到一两个村民，穿着沾满泥巴的胶鞋，站在屋檐下，面无表情地看着这辆破旧的长途车像蜗牛一样爬过。
这不仅仅是路烂的问题，这背后反映的是地方财政的拮据，是基础设施投入的严重不足，甚至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麻木和无力感。
就在这时，汽车为了躲避一个巨大的水洼，猛地向右一偏，车轮陷进了一个较深的泥坑里。司机猛踩了几下油门，车轮只是在泥坑里空转，溅起更高的泥浆，车身却纹丝不动。
“糟了！陷住了！”司机懊恼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全车人都骚动起来。几个年轻的乘客骂骂咧咧地下了车，查看情况。我也跟着走了下去。
一脚踩下去，泥浆直接没过了脚踝，冰凉黏腻的感觉瞬间传来。我那双在省城穿的还算体面的皮鞋，立刻报销了。
那个黑瘦的司机和售票员，还有几个热心（或者说急于赶路）的乘客，开始一起推车。我也挽起袖子，加入了推车的行列。手掌抵在冰冷沾满泥污的车身上，用力向前推。那一刻，我不再是省城下来的“林秘书”，只是一个被困在路上的普通旅客。
“一、二、三！推！”
“加油！使劲！”
号子声在空旷的山间回响。大家的脸憋得通红，脚下打滑，泥浆沾满了裤腿。尝试了几次，车轮只是象征性地动了动，依然没有脱困的迹象。
“不行，得找点石头或者树枝垫一下！”司机抹了把汗，无奈地说。
就在这时，一个推车的汉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沾满泥浆的裤腿和皮鞋，递过来一根烟：“兄弟，面生啊，不是本地人吧？辛苦了，歇会儿，让他们弄去。”
我摆了摆手，示意不抽烟，问道：“这路一直这样吗？没人管？”
“管？谁管？”汉子自己点上烟，狠狠吸了一口，“县里穷得叮当响，干部的工资都时发时不发的，哪有钱修路？马书记倒是提过几次，可没钱，说啥都是白搭。”
他口中的马书记，应该就是青云县的县委书记，我未来的搭档。
“那老百姓出行多不方便。”我感叹道。
“习惯喽！”汉子吐了个烟圈，语气里带着认命的麻木，“反正我们穷老百姓，也没啥急事。就是苦了那些想往外卖点山货的，路不好，运费贵，人家都不爱来收。”
正说着，后面传来一阵拖拉机的“突突”声。一辆老旧的手扶拖拉机冒着黑烟开了过来，看到陷住的车，停了下来。开拖拉机的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农，他跳下车，看了看情况，二话不说，从车斗里拿出一截粗糙的麻绳。
“拴上，我帮你们拉一下试试！”老农声音沙哑，却带着一股山里人的爽快。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绳子拴好。拖拉机在前面吃力地牵引，我们在后面奋力推。
“突突突……嗡！”
“一、二、三！推！”
在拖拉机的帮助下，伴随着一阵泥浆翻涌，长途车终于晃晃悠悠地从泥坑里挣脱了出来。
车上车下响起一阵欢呼。司机连忙给老农递烟道谢。老农摆摆手，憨厚地笑了笑：“顺路的事，没啥。”然后跳上拖拉机，继续“突突突”地走了。
重新上车，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沾了泥点，但气氛却莫名地轻松了一些，仿佛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战斗”。
我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缓慢后退的、依旧破烂的道路，心情却与刚才不同。这条路，颠簸的不仅仅是车身，更是我的认知。它让我真切地触摸到了青云县的脉搏——衰弱，却依然顽强地跳动着。这里有抱怨和麻木，也有像刚才那位老农一样，在最困顿时愿意伸出援手的质朴善良。
修这条路，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更是为了连接起这被泥泞阻隔的人心。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泥污的皮鞋和裤腿，这身狼狈，或许是我踏入青云县最好的“见面礼”。它提醒我，在这里，光鲜亮丽没有用，你得准备随时踩进泥泞里，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起，把陷住的车，往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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