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秋，北平的天总带着一股子洗不净的灰。西四牌楼旁的胡同里，槐树叶被秋风卷得满地都是，踩上去沙沙响，混着远处商铺“洋火、洋碱”的吆喝声，才让这片战后的废墟多了点活气。
周老头蹲在一片断壁残垣前，手里攥着根铁钎子，正扒拉着瓦砾堆里的废铜烂铁。他六十出头，头发白了大半，用根粗布带子随意束在脑后，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像胡同里那些被岁月磨平的青石板。左手上戴着个铜顶针，是他爹传下来的，磨得发亮，连带着他这双修了四十多年铜器的手，也布满了铜绿似的老茧。
“周大爷，这天都快黑了，还捡呢？”路过的卖糖炒栗子的老王头推着小车经过，车上的栗子香飘了一路，“这破铜烂铁的，值不了几个钱，回家喝口热粥不比啥强？”
周老头没抬头，铁钎子在瓦砾里翻了个身，叮地撞在一块硬物上。“再捡两块，凑够了给小孙子买块驴打滚。”他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磨过，带着老北平人特有的慢悠悠的调子。
说话间，铁钎子又碰了下那硬物，这次他伸手进去，指尖触到一片冰凉——不是粗糙的废铁，倒像是某种器物的外壳，带着点温润的滑。他心里一动，小心翼翼地拨开碎砖和尘土，一块巴掌大的东西露了出来。
是个烟盒。
铜胎的底子，表面蒙着厚厚的灰和泥垢，边角处的珐琅层崩了一块，露出里面暗沉的铜色。周老头把它拿在手里，用袖口擦了擦，浅紫色的珐琅花纹隐约露了出来——是朵花，花瓣边缘泛着淡淡的金粉，虽然崩了瓷，却还是能看出当年的精致。
他赶紧把烟盒揣进怀里，拍了拍身上的土，对老王头摆了摆手：“不捡了，回了！”说着，脚步都比平时快了些，佝偻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胡同深处。
周老头的家就在胡同最里头，一间低矮的小平房，推门就是灶台，墙角摆着一张旧木桌，桌上堆满了各种铜器零件——断了柄的铜壶、缺了口的铜碗、还有半块铜墨盒，都是街坊邻居拿来让他修的。他把烟盒放在桌上，端来一盆清水，又拿出块细棉布，蘸了水，轻轻擦拭烟盒上的泥垢。
水一点点晕开泥污，烟盒的模样渐渐清晰起来。铜胎薄薄的，却很挺括，上面的曼陀罗花绘得极细，每一片花瓣的弧度都恰到好处，浅紫的釉色像极了春天里胡同口那株丁香花的颜色，花瓣边缘的金粉虽然磨掉了些，却依旧在昏黄的油灯下泛着细碎的光。周老头擦到烟盒内侧时，指尖顿了顿——那里刻着字，虽然被铜绿盖了大半，却还是能辨认出几个字：“书鸿赠曼卿……民国廿年秋”。
“原来是对有情人的物件。”周老头叹了口气，指尖轻轻摩挲着那些刻字，心里忽然软了一块。他修了一辈子铜器，见多了器物背后的故事——有新婚夫妇的定情铜锁，有老掌柜传下来的记账铜算盘，还有将士出征时带的铜哨子。每一件器物都藏着人心，这烟盒上的字，一笔一画都透着股子认真，想必当年送的人，是用了心的。
只是这珐琅层崩得厉害，不仅边角缺了块，连花瓣中央都有一道细细的裂纹，要是不修好，用不了多久，这铜胎就得生锈，那字，怕是也保不住了。
周老头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打开来，里面全是他修铜器的家当：大小不一的刻刀、装着各色珐琅粉的小瓷瓶、一把用来熔铜的小炉子，还有几块磨得光滑的细砂石。他拿出最细的那把刻刀，先一点点剔除烟盒边缘崩裂的珐琅碎渣，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珍宝。
这活儿细致，得慢慢来。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坐在桌前，就着窗棂透进来的光，一点点修复烟盒。珐琅粉要调成和原釉色一样的浅紫，得兑上少量的硼砂，再用清水调成糊状，填在崩裂的地方；烧制时火候要拿捏得准，太旺了会烧黑铜胎，太弱了珐琅粘不住，他守在小炉子旁，眼睛盯着烟盒，连饭都忘了吃。
小孙子凑过来，扒着桌沿看：“爷爷，你修这小盒子干啥呀？又不能装糖。”
周老头摸了摸孙子的头，指了指烟盒内侧的字：“这是别人的念想，得修好，等着人家来拿。”
“要是没人来拿呢？”
“会来的。”周老头笃定地说，“你看这字刻得多认真，肯定是心里记挂着的人，说不定哪天就找来了。”
这一修，就是三个月。
等烟盒修好那天，北平下了场小雪。周老头把烟盒放在阳光下，浅紫的曼陀罗花在雪光里泛着温润的光，崩裂的地方补得严丝合缝，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修补的痕迹。他又用细棉布擦了一遍，连内侧的刻字都擦得清晰起来，“书鸿赠曼卿，民国廿年秋”十个字，安安稳稳地躺在烟盒里，像一句藏了多年的心事。
从那天起，周老头把烟盒摆在了他修铜器的摊位最显眼的地方。摊位就在胡同口的老槐树下，一块木板搭在两个小马扎上，上面摆着他要修的铜器，而那只铜胎画珐琅烟盒，就放在最中间，下面垫着一块深蓝色的绒布，格外打眼。
有人来修铜壶，看到烟盒，好奇地问：“周大爷，这烟盒是您的？挺精致啊，卖不卖？”
周老头头也不抬，手里正打磨着铜壶的把手：“不卖。是别人的东西，等着人家来取呢。”
“啥人啊？等多久了？”
“不知道，慢慢等呗。”
问的人笑了：“周大爷，您这是犯傻呢？这战后的年月，丢了的东西哪还能找回来？说不定送的人、收的人都不在了，您还守着这破烟盒干啥？不如卖给我，我给您五块大洋，够您给小孙子买好几回驴打滚了。”
周老头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了那人一眼，眼神里带着点执拗：“这不是破烟盒，是人家的念想。念想这东西，不能卖。”
那人撇了撇嘴，嘟囔着“老顽固”，转身走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去秋来，胡同里的槐树绿了又黄，周老头的头发更白了，背也更驼了，可那只烟盒，依旧摆在摊位最显眼的地方。他每天摆摊时，第一件事就是把烟盒拿出来，用细棉布擦一遍，然后坐在小马扎上，一边修铜器，一边留意路过的人，逢人就问一句：“您见过刻着‘书鸿赠曼卿’的烟盒吗？”
有人不耐烦，摆摆手就走；有人停下来，好奇地看看烟盒，摇摇头说没见过；也有老人凑过来，盯着烟盒上的曼陀罗花，想了半天，说“好像在哪见过类似的，可记不清了”。
老王头还是天天推着糖炒栗子的小车经过，每次都要问一句：“周大爷，那烟盒的主儿还没来？”
周老头总是摇摇头，却从不气馁，依旧每天擦拭烟盒，依旧逢人就问。他的小孙子也长大了些，放学回来就帮他看摊，看到有人过来，也会学着爷爷的样子问：“叔叔阿姨，你认识书鸿和曼卿吗？”
有一回，一个穿长衫的先生路过，看到烟盒，停下脚步，仔细看了半天，又摸了摸内侧的刻字，眼眶忽然红了。“这字……是沈书鸿的笔迹啊。”他叹了口气，“我认识他，早年在《晨报》当编辑，写得一手好文章，后来战乱，就没了音讯。那位叫曼卿的姑娘，听说当年是北平女子师范的学生，长得可俊了，两人是青梅竹马……”
周老头眼睛一亮：“那您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吗？我把烟盒还给他们。”
穿长衫的先生摇了摇头，声音低沉下来：“战乱年月，人都像飘萍似的，谁知道呢？说不定……早就不在了。”
周老头手里的棉布顿了顿，慢慢擦过烟盒上的曼陀罗花，没说话。那天收摊时，他把烟盒揣在怀里，走得格外慢，胡同里的秋风卷着落叶，落在他的肩头，像一层薄薄的雪。
晚上，他把烟盒放在枕头边，摸着那冰凉的铜胎，忽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给媳妇打的那只铜镯子。媳妇走得早，镯子也丢了，他到现在都记得，媳妇戴着镯子时笑的样子。他想，那叫曼卿的姑娘，收到这烟盒时，想必也是笑着的吧；那叫书鸿的先生，刻字的时候，心里一定是暖的吧。
就算他们不在了，这烟盒也得等着。说不定，他们的孩子会来，会认出这烟盒上的字；说不定，总有一天，会有人带着他们的念想，来把这烟盒取走。
日子就这么过着，周老头的摊位还在胡同口的老槐树下，那只铜胎画珐琅烟盒，依旧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春去秋来，十年光阴，像胡同里的流水，悄无声息地淌过。周老头的背更驼了，眼睛也花了，修铜器的手开始发抖，可他还是每天擦拭烟盒，逢人就问那句：“您见过刻着‘书鸿赠曼卿’的烟盒吗？”
有人劝他：“周大爷，别等了，十年了，不会有人来了。”
他总是摇摇头，固执地说：“再等等，说不定明天就来了。”
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落在烟盒上，浅紫的珐琅花瓣泛着淡淡的光，内侧的刻字清晰依旧。周老头坐在小马扎上，手里攥着那根磨得发亮的铜顶针，目光望向胡同口，像在等一个迟到了十年的归人。
他不知道，这烟盒还要等多久，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他只知道，这是别人的念想，他得守着，就像守着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守着那些藏在器物里的、未曾凉透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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