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开春，佛山。
食品厂的谈判比上海顺利得多。厂长姓赵，是个实干派，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林先生，我们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产品出不去。仓库里堆满了罐头，但外贸公司给的配额有限，卖不动。”
林三带来的方案简单直接：合资后，林氏包销70%的产品，通过香港转口到东南亚。作为交换，厂里要引进一条全新的真空包装生产线。
“设备是我们槟城基地升级换下来的，但保养得很好，精度完全达标。”林三让助手打开设备照片，“价格按折旧算，只有新设备的四成。”
赵厂长仔细看照片，又看了技术参数。“这设备……能处理肉类真空包装吗？”
“专门为肉类优化过。”林三说，“另外，我们每年可以送两位技术骨干去德国进修，学习最新的食品保鲜技术。费用我们承担。”
赵厂长眼睛亮了。“德国？”
“斯图加特，有一家我们合作的食品机械研究所。”林三补充，“不过有个条件——去的人，得签八年服务合同，学成后必须回合资厂工作。”
“这应该的！应该的！”赵厂长连连点头，“国家培养了，当然要回来服务。”
合同条款很快敲定。林三让了一部分利润分成，换来了对出口渠道的完全控制，以及设备采购的决定权——将来升级设备，必须经林氏认可。
三月，香港基金会办公室。
陈老亲自审定了第一批“青年教师海外进修计划”的名单。二十个人，档案摊满一桌。
林三陪在一旁。陈老的手指停在一份档案上。
“清华这个张讲师，研究方向是半导体材料……他导师是王守武先生的学生。”陈老抬眼，“王先生现在在中科院半导体所，是领军人物。这张讲师，是他们体系里重点培养的苗子。”
又翻到另一份：“上海交大这位李副教授，搞自动控制的。他爱人娘家在南京714厂，那是搞雷达的。”
林三静静听着。这些关系网，基金会的人已经摸了一遍，但陈老点出来的，是更深层的学术谱系和军工背景。
“陈老觉得，这些人选……”
“选得好。”陈老摘下眼镜，“都是能做实事，将来也能说得上话的人。不过……”
他顿了顿：“送出去容易，送回来难。现在外面诱惑大，万一有人不想回来了，我们这基金会，可就成笑话了。”
“所以得把工作做在前面。”林三说，“进修期间，我们会安排他们参观一些我们在海外的合作实验室——新加坡的微电子中心、德州农工的机器人研究所。让他们看看，真正的先进技术是什么样子，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这些实验室里，华人科学家能做到什么位置。”
陈老看着他：“你这是……攻心？”
“是种希望。”林三说，“让人知道，只要真有本事，在哪里都能闯出一片天。但在外面闯，终究是给外国人做事，只会被当做棋子。回来，做的才是自己的事业。”
陈老良久不语，最终在名单上签了字。
六月，深圳。
“林氏技术咨询与培训中心”的牌子，悄悄挂在了代表处隔壁。门面依旧不大，里面隔出三间办公室、一间小教室。
第一批六个顾问全部到位。林三面试最后一个——一位五十六岁的美籍华人机械工程师，姓程，之前在惠普做了二十年。
面试在中心的小会议室。林三没问太多履历，只问了一个问题：
“程工，如果将来你去国内工厂做技术指导，看到他们的设备图纸有明显设计缺陷，但对方领导坚持说没问题，你敢不敢当面指出来？”
程工程师头发花白，说话带着江浙口音。
“林先生，我十六岁离开上海，去了美国。从学徒做到高级工程师，靠的就是一件事：图纸错了就是错了，机器不会骗人。”他声音平静，“如果看到问题不说，机器坏了、厂子亏了，丢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脸，是所有华人工程师的脸。”
林三站起来，伸出手。“中心的首席顾问，请您担任。”
九月，广州。
第一单生意来了。广州电视机厂引进了一条美国生产线，美方派遣的工程师调试了两个月，一直有问题，但对方咬定是中方操作不当。
厂长老吕通过关系找到深圳中心，急得嘴角起泡。“林先生，能不能派个人去看看？现在生产线停一天，损失太大了！”
程工带队过去，三个顾问在车间泡了三天。他们带着自己从香港带来的检测仪器，一段一段测，一个参数一个参数核对。
第三天下午，程工把一份二十七页的报告放在美方工程师和中方面前的桌上。
他语气平和，但每句话都有数据支撑，“根据我们检测，生产线存在二十七项不符合合同技术附件的问题。包括传送带速度偏差超过±3%、焊接温度曲线未达到设定值、检测工位的图像识别率只有82%，低于合同规定的95%。”
美方工程师脸色难看，试图争辩。程工直接调出仪器记录的数据波形图，一帧一帧对比。
“数据在这里。如果贵方认为我们的检测方法有问题，可以请第三方机构复核。”
老吕厂长拿着报告，手都在抖。第二天就带着人去和日方谈判，最终扣下了5%的尾款，并且要求美方免费提供一年的关键零部件备用。
消息在珠三角的工业圈里悄悄传开。到年底，中心接到的咨询请求已经排到半年后。有想引进设备怕被坑的，有设备坏了找不到人修的，还有想改进工艺不知道方向的。
程工每完成一个项目，都会写一份详细的行业观察报告，不仅讲技术问题，还会分析这家厂的管理水平、工人素质、上下游配套情况。这些报告，每月汇总成厚厚一沓，送到林三桌上。
十二月的香港，夜色渐深。
林二站在办公室窗前，维港的灯火倒映在玻璃上。桌上摊开的是年终总结：
两家合资厂在建，地基已经打好。
基金会送出二十个未来可能成为学界骨干的“种子”。
技术中心在华南工业圈立住了“专业、敢言”的口碑。
北京的老周送来了更精细的部委人事图谱，甚至开始标注某些关键人物的“偏好”和“顾虑”。
电话响了。
是林一从槟城打来的。
“少爷出关了。”林一的声音透过听筒，有些远，“他刚才问了内地的事。”
林二看着窗外：“根已经扎下去了。土很实。”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明年，”林一说，“该发芽了。”
林二挂断电话。对岸那片广袤的土地正在夜色中沉睡，而林家要做的，就是成为那棵最先触到阳光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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