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晃过最后一个弯道时，林暮正把脸贴在车窗上。玻璃上有层经年累月的灰，被他的呼吸洇出一小片模糊的圆，透过那个圆，能看见窗外的景色正一点点褪掉鲜亮。
出发时的城市还立着玻璃幕墙的高楼，反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后来高楼变成了矮楼，白墙变成了红砖，再往后，连红砖都少见了，只剩大片大片的黄土地，偶尔掠过几间歪歪扭扭的土坯房，房顶上堆着柴禾，像顶了个乱糟糟的窝。
现在，铁轨两旁开始出现黑色的影子。不是树，是厂房。
林暮拿出速写本，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动。他没画厂房本身，只画了那些从厂房顶上伸出来的管道。锈得发红，歪歪扭扭地指向上空，有的地方破了洞，结着褐色的痂。风一吹过，管道口会发出呜呜的响，像谁在哭。
“下一站，铁北。”广播里的女声带着电流杂音，有点失真。
林暮收起速写本，塞进背包侧袋。背包很旧，洗得发白的帆布上有个磨破的角，露出里面的棉絮。里面没什么东西，两套换洗衣物，一个用了半盒的铅笔盒，还有养父母塞给他的五百块钱——放在最里层的拉链袋里，他摸了摸，硬硬的还在。
火车进站时带起一阵风，卷着股说不清的味儿扑过来。林暮先闻到的是煤烟，闷闷的，像冬天没烧透的炉子。接着是尘土，不是城市里那种细灰，是带着颗粒感的，刮在脸上有点疼。最后混进来一点铁腥气，淡淡的，却钻得很深。
他跟着人流往车门走，脚刚踩上站台，就被烫了一下。七月的太阳把水泥地晒得冒白烟，鞋底薄，能清晰地感觉到那股热气从脚底往上爬。站台是旧的，水泥缝里长着野草，有些地方裂了大口子，露出下面的碎石子。远处的站房更旧，红砖墙上刷着“安全生产”四个白字，白漆掉了大半，只剩几个残缺的笔画，像牙掉了一半的嘴。
人不多。大多是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皮肤晒得黝黑，汗衫湿透了贴在背上。还有几个穿校服的学生，勾肩搭背地打闹，声音在空旷的站台上撞出回音。林暮往边上靠了靠，尽量让自己贴紧墙根，书包带子勒得肩膀有点疼。
他在等林建国。
出发前，养母把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塞给他，上面是林建国的手机号，还有一句“到了站台别动，你爸会来找你”。林暮没打过那个电话，也没想过打。他甚至记不清林建国长什么样了——最后一次见，还是十岁那年，男人提着个水果篮来养父母家，站在门口局促地笑，头发有点秃，穿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
现在应该更老了吧。
林暮抬起头，扫了一圈出站口。那里站着几个人，有举着纸牌接人的，有低头抽烟的，还有个老太太抱着个保温桶，伸长脖子往里面望。他的目光在人群里逡巡，有点慌，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麻木。
“林暮？”
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不高，有点哑，像被砂纸磨过。林暮猛地转过身，心脏跳得有点快。
站在面前的男人比记忆里矮了点，也胖了点。头发确实更秃了，头顶亮亮的，只有周围还剩圈灰黑的茬。穿件深蓝色的工装短袖，袖口卷到胳膊肘，露出的小臂上有块疤，浅褐色的，像片干枯的树叶。手里捏着顶旧草帽，边缘磨得卷了边。
是林建国。
“嗯。”林暮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小，被站台的风一吹就散了。他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鞋是养父母去年给他买的运动鞋，白色的鞋面已经发黄，鞋边开了胶，他用透明胶带粘了两道，现在胶带也脏了，黑乎乎的。
林建国没再说什么，只伸出手，往他背包带子上提了提。“沉不沉？”
“不沉。”林暮往回拽了拽，“我自己能背。”
男人的手顿了顿，收了回去，插进裤袋里。裤袋是破的，林暮看见他食指的关节从破洞里露出来，沾着点黑灰。“走吧，公交快到了。”
林建国在前面走，步子不快，有点外八字。林暮跟在后面，保持着半步的距离。他能看见男人后颈的汗，顺着皮肤往下淌，在工装衫上洇出一片深色的印子。还能看见男人的鞋，黑色的布鞋，鞋头磨平了，走起路来有点趿拉。
出站口的栏杆锈得厉害，林建国伸手一推，栏杆发出“吱呀”一声惨叫，上面的铁锈簌簌往下掉。他皱了皱眉，像是被那声音刺着了，加快了两步。
公交站就在火车站对面，一个铁皮棚子，下面摆着两个长条凳。凳面是木板拼的，缝里塞着烟头和瓜子皮。林暮刚想坐下，就看见凳面上有块黏糊糊的东西，黄黄的，不知道是什么，赶紧收了脚。
“坐吧，”林建国指了指另一个凳子，“那面干净。”
林暮坐下，把背包抱在怀里。棚子挡不住太阳，晒得他后颈发烫。他偷偷抬眼看林建国，男人正望着马路对面的火车站，嘴唇抿得紧紧的。站台上方的牌子歪了，“铁北站”三个字，“北”字的右边那一撇掉了，只剩下个“匕”，看着有点怪。
“等多久？”林暮小声问。
“快了，”林建国掏出个旧手机看了看，屏幕裂了道缝，“十五路，五分钟一趟。”
手机是翻盖的，林暮认得，是很多年前流行的款，现在早没人用了。林建国按了两下，又塞回裤袋，掏出烟盒，是最便宜的那种红塔山，盒子皱巴巴的。他想点火，看了林暮一眼，又把烟塞了回去。
“你……”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变成，“渴不渴？那边有卖水的。”
“不渴。”林暮摇摇头。
一阵突突的响声由远及近，夹杂着刺耳的刹车声。一辆公交车拐过街角，慢悠悠地开过来。车身是绿白相间的，白色的地方发黄，绿色的地方掉了漆，露出底下的铁皮。车头上挂着块牌子，用红漆写着“15”，数字旁边画了个箭头，指向“红卫家属院”。
“来了。”林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公交车停在站台边，车门“嘶”地一声打开，一股热气混着汗味涌出来。林暮跟着林建国往上走，投币箱是铁的，上面布满了划痕。林建国投了两块钱，又从口袋里摸出个硬币，哐当一声扔进去。
“两个人。”他说。声音不大，但司机听见了，没回头，只是从后视镜里瞥了他们一眼。
车里人不算多，但很挤。不是座位挤，是过道里堆着东西。一个老太太提着个菜篮子，里面装着刚摘的茄子，紫莹莹的，沾着泥。两个穿工装的男人扛着铁锹，铁头用布包着，靠在扶手上。还有个小孩，三四岁的样子，趴在年轻女人的背上睡觉，口水把女人的衬衫浸湿了一小块。
林暮找了个靠窗的空位坐下，林建国坐在他旁边。座位的海绵陷下去一大块，林暮一坐上去，整个人都往下滑。他伸手抓住前面的椅背，椅背上包着的人造革裂开了，露出里面的棕丝，像老人的头发。
公交车发动起来，引擎发出“轰隆隆”的响声，震得座位都在颤。车窗玻璃摇不上去，只能开一条缝，风从缝里钻进来，带着外面的味道——比站台上更浓的煤烟味，还有路边饭馆飘来的油烟味，混着点垃圾桶的酸臭味。
林暮把脸凑近车窗缝，往外看。
刚出火车站那段路还算宽，两边是两层的小楼，开着饭馆和旅馆。招牌大多是红底黄字，有的闪着灯，大白天也亮着，看着有点傻。再往前，楼就矮了，变成一排平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有的门口摆着煤球炉子，火正旺，蓝汪汪的火苗舔着锅底，一个女人正拿着蒲扇扇风，脸上淌着汗。
“那是老厂区。”林建国突然开口，指了指左边。
林暮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一片巨大的厂房，灰色的墙，黑色的顶，像一头趴在地上的巨兽。厂房的窗户大多破了，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塑料布鼓起来，又瘪下去，发出哗啦啦的响。厂房后面有个大烟囱，很高，直插云霄，只是没冒烟，黑乎乎的，像根烧完的香。
“以前……我在那儿上班。”林建国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炼钢厂，铁北最大的厂子。”
林暮没接话。他知道钢厂，养父母提过一句，说林建国以前是钢厂的工人，后来厂子倒了，就下岗了。
公交车拐了个弯，绕过厂区的围墙。围墙上刷着红色的标语，“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字很大，颜色却褪得差不多了，只有边角还留着点红。墙根下堆着些废料，锈迹斑斑的钢筋，破了的铁皮桶，还有几个瘪了的安全帽。
“以前这儿可热闹了，”旁边座位的老太太突然搭话，嗓门挺大，“上下班的时候，自行车能排出二里地去！”她拍着腿，“现在不行喽，年轻人都走了，剩下我们这些老的，守着这破地方。”
林建国笑了笑，没说话。
老太太又看向林暮：“这是你儿子？看着面生啊。”
“嗯，”林建国点点头，“刚回来。”
“回来好，回来好，”老太太叹口气，“家里总比外面强。”她说着，从菜篮子里拿出个茄子，在衣服上擦了擦，“你看这茄子，自家种的，没打药，甜着呢。”
林暮没敢接话，只是往林建国那边靠了靠。
公交车继续往前开，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颠。路边的房子变成了红砖家属院，一排排挤在一起，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露出里面的砖。晾衣绳从这家阳台拉到那家阳台，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被风吹得晃来晃去。有小孩在路边追着跑，光着膀子，晒得黝黑，看见公交车过来，停下来，咧着嘴笑，露出两排白牙。
林暮看见一个修车铺，就在家属院门口，搭着个塑料布棚子。棚子底下摆着几辆自行车，一个年轻男人正蹲在那儿拧螺丝，背对着公交车，看不清脸。只看见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校服外套，袖子卷到手肘，露出的胳膊很结实，皮肤是健康的黑。
公交车“哐当”一声碾过一个坑，林暮的头差点撞到车窗。他赶紧坐直，再看时，修车铺已经被甩在了后面。
“下一站，红卫家属院。”售票员扯着嗓子喊，声音尖利。
林建国站起来，拽了拽林暮的胳膊：“该下了。”
林暮跟着站起来，背上背包。公交车慢慢停下，车门打开，还是那声“嘶”的气阀响。他往下走的时候，脚底下被什么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林建国伸手扶了他一把，掌心很糙，带着老茧，蹭得他胳膊有点疼。
“慢点。”林建国说。
“嗯。”
他们站在公交站牌下，看着那辆绿白相间的公交车突突地开走，尾巴后面拖着一溜黑烟。风一吹，烟散了，露出后面那片密密麻麻的红砖楼房——红卫家属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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