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组织部内部关于江辰“破格之议”的酝酿，在极小范围内悄然进行，外界波澜不惊。江辰本人对此毫无察觉，依然全身心投入到绿色发展示范带建设的繁重工作中。他深知，国家级《指导意见》的出台，对清江省而言既是肯定，更是鞭策，意味着示范带建设进入了“国家认证”的新阶段，标准更高、要求更严、期待更大。他必须带领团队，将宏观政策与基层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破解更深层次的矛盾，让蓝图加速变为现实。然而，就在他专注于推进各项既定工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考验，如同一次淬不及防的“压力测试”，将他和他的团队推向了风口浪尖，也为他个人的能力和担当，提供了一次在极端条件下的公开检验场。
这场考验，并非源于自然灾害，而是来自于政策执行中尖锐的利益冲突和复杂的政治博弈。
示范带建设进入深水区，一项关键改革举措——“清江流域跨市生态补偿实施细则” 进入了关键的征求意见和会签阶段。这项细则旨在将“谁保护、谁受益，谁污染、谁补偿”的原则具体化、制度化，涉及上下游地区之间真金白银的利益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
草案由江辰分管的区域协调处牵头起草，核心内容是建立基于水质、水量、森林覆盖率等指标的量化考核体系，并据此确定补偿资金的计算方法和支付方式。草案初步明确，位于流域上游、承担主要水源涵养和生态保护责任的北川市，将作为主要的资金接受方；而位于下游、经济相对发达、用水量和排污量较大的清源市、临港市等，将成为主要的资金支出方。
草案一出台，立刻在相关地市和省直部门中引发了强烈反响，甚至可称为轩然大波。
首先发难的是下游几个经济强市。清源市常务副市长亲自带队来到省发改委，找到江辰，语气激动但不失分寸：
“江主任，这个细则草案，我们市里有不同看法！保护生态是大家的责任，我们理解也支持。但补偿标准是否科学？计算方式是否公平？我们下游地区发展了这么多年，对全省财政贡献巨大，现在不仅要承担自身的发展成本，还要额外支付巨额生态补偿金，这会不会挫伤我们发展的积极性？会不会造成新的‘大锅饭’，保护生态的躺着拿钱，发展经济的反而被抽血？”
紧接着，省财政厅也提出了尖锐意见。财政厅长在一次部门协调会上直言：“江主任，生态补偿的方向是对的。但钱从哪里来？是增加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还是直接从地市财政划转？如果省级增加投入，势必挤压其他民生和建设支出；如果让地市之间直接结算，操作复杂，容易产生矛盾，而且清源等市会不会变相减少对省财政的上缴？这里面的账，需要算清楚，不能留下后患。”
而作为受益方的北川市，虽然乐见其成，但也担心政策不稳定、补偿资金不能足额及时到位，希望细则能更有约束力。
更复杂的是，一些潜在的受益乡镇和企业，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省里表达诉求，希望能被纳入补偿范围，而一些可能被增加成本的企业，则开始游说，试图影响标准制定。
一时间，江辰的办公室和电话成了“热点”，说情的、诉苦的、施压的、辩论的，络绎不绝。这份旨在促进公平和谐的细则，反而成了矛盾的焦点。这是江辰担任省发改委副主任以来，遇到的最复杂、最棘手、政治敏感性最高的难题。它考验的不仅是政策水平，更是政治智慧、协调艺术和担当勇气。
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风暴”，江辰没有慌乱，更没有退缩。他深知，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必然现象，是利益格局调整必经的“阵痛期”。他采取了极其审慎而有力的应对策略：
第一步，沉下去，把情况摸透。 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立即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三个专题调研组，由他亲自带队，分头赴北川市、清源市、临港市以及省财政厅、生态环境厅等部门，进行为期一周的深度调研。他们不再局限于与领导干部座谈，而是深入水库区、排污企业、环保项目、农户家中，听取最真实的一手声音，详细了解各方的具体诉求、真实困难和底线关切。同时，他要求调研组广泛收集国内外生态补偿的成功案例和教训，进行比对分析。
第二步，敞开门，把道理辩明。 调研归来，江辰没有急于修改草案，而是报请省政府同意，主持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清江流域生态补偿细则论证会”。会议规模扩大，不仅邀请了相关地市政府主要领导、省直部门负责人，还特别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基层干部群众代表以及受影响的企业代表。会议不设预设立场，鼓励各方充分陈述理由，进行理性辩论。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争论异常激烈。下游城市强调发展贡献和财政压力，上游城市诉说保护牺牲和发展诉求，财政厅担忧全局平衡，专家学者则从技术层面论证标准的科学性。江辰作为主持人，耐心引导，确保各方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同时适时引导大家聚焦于“如何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这一根本问题，避免陷入无休止的扯皮。
第三步，坐下来，把方案磨精。 论证会后，江辰闭门谢客，带领工作专班，结合调研和论证会收集到的海量信息，对细则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打磨。他们重点在几个关键点上寻求突破：
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引入更多元化的考核指标，不仅看水质水量，也考虑上游地区为保护生态付出的机会成本（如限制发展的产业损失），并设立动态调整机制。
资金筹措的多元性：改变单纯依赖下游财政支付的思路，探索建立“省级引导、市县共担、市场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省级财政设立专项奖补资金，对表现突出的地区给予奖励；同时探索引入社会资本，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用于上游地区的生态产业发展。
补偿方式的灵活性：除了资金补偿，增加“项目补偿”、“技术补偿”、“人才补偿”等方式，鼓励下游地区到上游投资兴业、转移技术、培训人才，变“输血”为“造血”。
建立协商与仲裁机制：设立由省政府牵头、相关方组成的流域生态补偿协调委员会，负责日常协调和争议仲裁，确保政策公平执行。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努力，数易其稿，一份更加均衡、更具可操作性、也更能凝聚共识的《清江流域生态补偿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第二稿）》终于形成。新方案虽然不可能让所有方面完全满意，但最大限度地平衡了各方利益，体现了公平效率，并建立了弹性机制。
当江辰将修改后的方案再次提交部门协调会讨论时，虽然仍有争议，但反对的声音明显减弱，理性的讨论成为主流。方案最终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通过。
这场突如其来的“淬火”考验，没有击倒江辰，反而让他的政策制定能力、复杂局面驾驭能力和政治定力得到了极大的锤炼和提升。他成功地将一场可能激化的矛盾，转化为凝聚共识、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省委主要领导在相关报告上批示：“此事处理得当，体现了改革勇气和务实作风。”
而这一切，都被密切关注着这场风波的省委组织部考察组，详细地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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