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汴京云涌（约1025-1035）
明道元年（1032）的汴京城，仿佛一个巨大的活字盘。御街两侧的铺肆如字粒般密集排列，往来其间的车马行人似墨流涌动。在这座百万人口的都会里，毕昇的活字术如同投入池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正悄然扩散。
这年仲春，三司使程琳在审理漕运文书时，偶然见到一本蕲州进呈的《淮南西路风物志》。书中记载茶税变动的页墨色尤新，显然是后来增补。更令他惊讶的是，这些新增内容与旧版浑然一体，毫无雕版常见的接缝痕迹。经查问方知，此乃杭州匠人毕昇用活字之术所印。
“字画清晰如刻本，而增改之便犹胜抄本。”程琳在给国子监的荐书中如是写道。于是，四十三岁的毕昇带着两架韵轮、三万泥活字北上汴京。当他第一次站在国子监的刻书库前，看见堆积如山的《十三经》版片时，不禁想起二十年前棠溪河畔那个对着残页发呆的少年。
在汴梁的三年，毕昇迎来技艺的巅峰。他主持刊印的《伤寒论》开创了医学典籍传播的新纪元。以往医书因药方时常增补，雕版往往很快过时。而今采用活字，太医局每有新方，旬日便可增印附页。他更创造冷热版交替法：设两组匠人，一组在热版台排版，另一组在冷版台刷印，第三组拆版归字，形成流水作业。以往需半载的工程，如今月余可成，效率提升五倍。
然而变革愈深，阻力愈大。这年冬至，国子监祭酒收到联名上书，署名者包括汴京七十二家书坊主。他们斥责活字“以匠人之技乱圣贤书”，“使千年雕版之学沦于尘土”。某日毕昇受邀至相国寺书市，但见“文渊阁”书铺前悬挂新匾：“真雕版《杜工部集》”。他取书细观，分明是自己去年所印活字本，只是被人为做旧，纸边还刻意熏出虫蛀痕迹。
质问掌柜时，这位曾多次求教活字技法的商人却冷笑：“毕大人可知汴梁靠雕版吃饭者几万？雕工、刻工、拓印工、裱褙工...您这发明，断的是多少人的生路！”话音未落，周围书商纷纷应和，有人甚至掷来刻刀：“滚回你的杭州去！”
景佑元年（1034）秋，毕昇遭遇人生最寒冷的霜降。他苦心研制的锡活字再告失败。这些熔铸精美的字粒着墨时总是聚墨成珠，试遍各种烟墨仍无法解决水墨相拒的难题。更雪上加霜的是，故乡传来急报：蕲水大旱，父母在十日内相继病故。
夜色如墨，毕昇独自跪在黄河堤上。怀中那块从故乡带来的“字泥活字已被摩挲得温润如玉，而另一手紧握的锡锭却冰冷刺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想起《道德经》中的句子，将失败的锡锭奋力抛入激流。四十四岁的中年人望着滔滔黄河，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在棠溪河边发誓要改变印刷术的少年，不禁泪如雨下：“难道天真要绝此术？”
正当他准备收拾行装南归时，转机悄然而至。曾任杭州通判的沈周之孙沈括，此时在司天监任主簿。这位年轻的科学家早年在杭州就听闻过活字奇术，得知毕昇困境后特来探望。在毕昇简陋的工坊里，沈括被眼前景象震撼：韵轮转动间，历书页页成章；泥字排列处，星图历历在目。
“先生之法，不惟利在当下，更当功垂千秋。”沈括取出随身携带的笔记，郑重录下每个细节：从胶泥配比到烧制火候，从松脂黏合剂到铁板固定法。这些不过四百余字的记录，后来被收入《梦溪笔谈》卷十八，成为后世追溯活字发明的唯一信史。
值得一提的是，沈括还带来一个消息：朝廷为修《武经总要》，急需快速印制边关地图。毕昇的活字术正好解决标注常变的难题。在沈括引荐下，他获得重整旗鼓的机会。这次他不再执着于金属活字，转而精研泥活字的耐久性，发现在陶土中加入微量铁粉，烧成后硬度倍增。
离开汴京前，毕昇在龙津桥畔的茶馆听到说书人讲述他的故事。那艺人将韵轮说成诸葛木牛流马般的奇物，将泥活字比作女娲炼石补天的神土。毕昇默默听着，忽然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技艺本身，而是它在世人心中种下的变革种子。
暮春三月，毕昇的马车驶出汴京东门。车中除却简单的行装，最珍贵的是三箱泥活字和沈括亲笔题赠的《梦溪杂录》。其中记载着他们共同试验的七十二种墨方，以及对于活字未来的种种构想。这些手稿将与那些泥制的字粒一起，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继续生长，直到某个清晨，在杭州的晨雾中迎来新的曙光。
而此时的沈括不会知道，他笔下的这些记载将在九百年后成为考证活字发明的重要物证；更不会知道，他记录的那个在黄河边哭泣的匠人，将因此化作人类文明星空中永不熄灭的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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