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春深夏浅。接受了“定北将军”虚衔的流民屯，并未如外界可能预料的那样大肆张扬或急于扩张，反而更加沉静下来，如同一头蛰伏的巨兽，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内部的深耕细作之中。
技术的进步进入了快车道。有了稳定优质的焦炭供应和初步掌握的“苏钢”冶炼技术，火铳的产量和质量稳步提升。工匠们甚至开始尝试铸造一种 shorter and thicker （更短更粗）的“骑铳”，配发给“锐士营”，用于在突袭和侦察中提供瞬间的强大火力。陈璇和顾博士则一头扎进了对范家留下那份图册的研究中，试图从中找出关于水利机械、钟表仪器乃至早期光学镜片的线索，以期能应用到测距、计时和可能的“窥远镜”制作上。
军事训练更加体系化和专业化。火铳队扩编至一百二十人，完全实现了“三段击”的战术配合，并与长枪兵、刀盾手、弓弩手进行了无数次协同演练。杨把总编纂的《步骑铳炮协同纲要》下发到各级军官手中，要求熟读并考核。王老蔫的“锐士营”则专注于山地、林地作战和敌后破袭，陆夜不收更是带出了一支精干的情报小队，开始尝试向更远的区域渗透。
农业上，王老栓组织人手修建了更多的水渠和陂塘，引入了南方传来的筒车提水，并按照陈璇根据古籍整理的“代田法”和“区田法”进行小范围试验，粮食产量有望进一步提升。屯内还专门划出土地，尝试种植棉花和桑树，为日后解决穿衣问题做准备。
内政方面，吴秀才和沈文舟主导的《流民屯约法》修订完成，内容更加详尽，涵盖了民政、军事、工坊、商贸等方方面面。他们还在林川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由各坊、各营推举代表组成的“咨议堂”，虽无最终决策权，却为普通屯民提供了一个表达诉求和参与管理的渠道，极大地增强了归属感和凝聚力。
然而，平静的水面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陆夜不收的情报网络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多条线索证实，巴彦部在得到补充后，确实向东移动，但其并未远离，而是在黄河几字弯的东南角驻扎下来，与另一支清军汇合，总兵力已超过三千，并且携带有更多的火炮。他们的目标，似乎不再是流民屯，而是……隔河相望的山西。
“东虏这是要趁闯军主力东进，山西空虚之际，渡河劫掠，甚至建立桥头堡。”杨把总指着地图，面色凝重，“若其得逞，山西糜烂，我屯虽暂安，然侧翼已失，将来必成孤岛。”
与此同时，来自西安方面的消息也变得微妙。大顺政权在西安站稳脚跟后，开始着手整顿地方，对于流民屯这种“听调不听宣”的边境势力，态度逐渐转向强硬。有风声传来，大顺任命的陕北节度使正在集结兵马，似有北上“巡视边防”、实则威慑甚至吞并的意图。
“前门有狼，侧翼有虎，身后还有狐疑的邻居。”吴秀才叹息道，“真乃多事之秋。”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林川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与决断。
“东虏乃心腹之患，大顺乃肘腋之忧。”他在核心会议上定调，“东虏若破山西，大势去矣！必须设法阻其渡河！”
“如何阻？我军若离巢远征，先不说能否击败东虏，身后大顺军若至，家园顷刻易主！”王老栓急道。
“未必需要我军主力前往。”林川目光投向陆夜不收和王老蔫，“精锐小队，亦可于关键时刻，发挥四两拨千斤之效。”
他下达命令：
“陆夜不收，派最得力的手下，潜入对岸山西，联络当地尚未撤离的明军残部、士绅团练，乃至……土匪流寇，告知东虏动向，提供必要情报，鼓动其沿河布防，袭扰虏营！告诉他们，东虏若过河，玉石俱焚！”
“王老蔫，挑选‘锐士营’中最擅长潜渡、水性好的弟兄，携带火油、炸药，随时待命。若虏军真的大举渡河，我要你们像钉子一样楔进去，焚其舟船，乱其营盘！”
“杨把总，主力部队加紧备战，以防大顺军北上。同时，派人向那陕北节度使送信，陈说东虏大军压境之危，言明我屯正全力戒备，若此时后方起火，则北疆防线崩溃，责任非小！请他以大局为重！”
这是一招险棋，也是一招妙棋。将主要的军事压力引向共同的敌人东虏，以此牵制背后可能来自大顺的威胁，同时通过支援（哪怕是有限的支持）山西抗清力量，为自己赢得更广阔的战略纵深和道义名声。
命令迅速执行。流民屯这部精密的机器再次高速运转起来，只是这一次，它的触角伸向了更远的地方，它的行动，开始更直接地影响区域性的战局。
深耘不止于田亩，更在于人心、技术与战略。流民屯正在以一种超越寻常农民起义军的方式，深深地耕耘着这片土地，也耕耘着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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