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政改革的声浪尚未平息，一场关乎信息流通与舆论导向的暗战，已在南京城的街巷与朝堂之间悄然展开。这不再是对某一项具体政策的争论，而是对“话语权”这一更根本权力的争夺。
事情的导火索，是一份名为《金陵杂谈》的民间小报。这份由几个落魄文人创办、以刊载市井奇闻、诗词小品为主的刊物，不知何时起，开始零星出现一些调侃守旧官僚迂腐、讽刺盐商奢靡，甚至隐晦质疑某些祖制不合时宜的短文。其文笔辛辣，在市井中悄然流传。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守俊府邸的书房内，烛火摇曳。李守俊将一份最新的《金陵杂谈》重重拍在桌上，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荒谬！无耻之尤！”他对着心腹门生，也是都察院的一位御史低吼道，“此等鄙俚小报，竟敢妄议朝政，诋毁士林清誉！长此以往，刁民之口如何堵塞？天下舆情如何导正？此风绝不可长！”
那御史躬身道：“恩师息怒。学生已查过，此报并未刊印违禁内容，所言虽刁钻，却难抓其大错。且其销量日增，在坊间颇有些影响。”
“难抓大错？”李守俊冷哼一声，“非圣贤书，非官刻邸报，私自刊印，流传坊间，议论朝野是非，这本身便是错！便是大不韪！此例一开，将来阿猫阿狗皆可办报，皆可非议朝廷，这还了得？！”
他眼中寒光一闪：“去，联络几位科道同僚，上奏！就弹劾此报‘混淆视听，煽惑民心’，请陛下下旨，查禁此类未经官府审定之私刻出版物！并申明，凡议论时政者，必以官刻邸报及士林清议为准！”
次日，数份言辞激烈的奏章便呈递御前，目标直指《金陵杂谈》及类似民间刊物。奏章中，李守俊等人将此事与之前议会中的“混乱”辩论、格物院的“奇谈怪论”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礼崩乐坏”、“纲纪不存”的可怕图景，强烈要求朝廷整肃言论，重掌舆论导向之权。
消息传出，在议会和格物院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议员本身也是士大夫出身，对于民间“妄议朝政”本能地感到不适，部分人甚至私下认为李守俊所言并非全无道理。
然而，顾炎成、张文熙等一批思想更为激进的年轻官员和议员，却敏锐地察觉到了此事背后的深远影响。他们在议会发起紧急讨论。
“李御史等人此举，名为整肃言论，实为堵塞言路，禁锢思想！”顾炎成慷慨陈词，“官刻邸报，信息迟缓，且多经筛选粉饰，如何能反映民间疾苦、天下真相？士林清议，固然重要，然其圈子狭小，岂能代表亿兆生民之心声？《金陵杂谈》等刊物，虽有粗陋之处，然其源自市井，能窥得官书所不及，正是‘广开言路’之一途！”
“广开言路？”一位保守派的议员反驳，“若放任此等小报胡言乱语，必将谣言四起，人心动荡，于国家何益？言论之事，岂可毫无约束？”
“约束当以何为准？”张文熙反问，“是以合某些大人之心意为准，还是以事实与律法为准？若因其言逆耳，便加以‘煽惑’之罪查禁，则与秦时‘诽谤者族’何异？这绝非《约法》倡导之精神！”
双方在议会内再次展开激烈辩论。这一次，争论的焦点不再是具体的政策，而是“言论的边界”这一更为抽象却也更为根本的原则问题。
林川得知此事后，沉思良久。他知道，这是一个比盐政改革更为敏感的领域，直接触及统治根基。他召见了王贞仪和《大明公报》的主笔。
“格物院需要光明正大，”林川对王贞仪说，“将你们的研究，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遇到的困难，取得的进展，用通俗的文字，通过《大明公报》向天下人说明。让事实本身说话，让百姓自己判断。”
他又对《大明公报》主笔道：“你们是官方认可之报，更需秉持公心。报道务求翔实，立论务求公允。既要刊载支持改革之言论，亦需给反对者留下说话之地。关键在于，以事实和理据服人，而非偏袒一方。”
与此同时，在沈万三等开明商人的暗中资助下，几位支持改革的士子迅速创办了一份名为《新论》的刊物，旗帜鲜明地倡导变法维新，与《金陵杂谈》的市井风格不同，《新论》更注重学理探讨和政策分析，试图在士林中争取支持。
一时间，南京城的舆论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官方的《大明公报》，民间的《金陵杂谈》、《新论》，以及各种传抄的揭帖、文章，相互辩驳，彼此竞争。关于盐政、关于漕运、关于格物、关于议会权力的各种观点，在阳光下激烈碰撞。
这种“混乱”的景象，让李守俊等守旧派痛心疾首，却也使得许多原本闭塞的官员和士人，被迫接触到不同的声音，开始思考以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物是否真的合理。
皇帝朱由校面对这场“言路之争”，心情复杂。他厌恶这种失去对舆论掌控的感觉，但公开下旨查禁所有异见声音，在当下议会势力崛起、《约法》精神广为传播的背景下，势必引发更大的反弹。他最终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只要不出现直接攻击皇权的言论，便暂时不予干涉。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影响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它正在悄然改变着大明的政治生态，迫使这个古老的帝国，开始学习在一种更加开放、也更加嘈杂的舆论环境中生存和决策。新制度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议会的争吵和政策的推行上，也体现在这逐渐拓宽的“言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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