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骁推开西厢房的木门时，晨露正从窗棂的雕花上滴落，在青砖地洇出细碎的水痕。父亲坐在临窗的竹椅上，手里捧着那本翻破了的《农桑要术》，阳光穿过他银白的发，在书页上投下斑驳的影。听见动静，父亲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先是茫然，随即漾开笑意：“骁儿，今儿的露水重，菜畦的土该松了。”
“我这就去。”林骁应着，目光掠过父亲手腕上的旧银镯——那是母亲嫁给他时带的嫁妆，磨得发亮，却依旧圈着岁月的温度。父亲今年一百零五岁了，耳朵背了，眼睛也花得厉害，却每天雷打不动地要坐在窗边“看书”，其实字早就看不清了，只是习惯性地摩挲着泛黄的纸页，像在触摸那些早已刻进骨血的农耕岁月。
正往院里走，东厢房传来母亲的咳嗽声，林骁快步过去，见母亲正扶着床头想起身，鬓角的白发沾着些微汗。“娘，慢点。”他伸手搀住，指尖触到母亲胳膊上松弛的皮肤，像晒干的棉絮，轻得让人心疼。母亲今年一百零四岁，身子骨比父亲弱些，却依旧记得家里每个人的喜好，早上刚念叨着要给重孙女绣个虎头鞋，说“女孩子家，得有双辟邪的鞋”。
“你爹又在看那本书？”母亲喘着气问，被林骁扶到藤椅上坐下，“他呀，一辈子就认这些土理儿。”话里带着嗔怪，眼角的皱纹却堆着笑意。
“他是想当年呢。”林骁端来温水，看着母亲小口抿着，忽然想起三十年前，母亲还能踩着板凳够屋檐下的玉米，如今连走路都得人扶。可奇怪的是，她的记性却好得惊人，能清晰地说出二十年前某顿年夜饭的菜色，能准确地指出哪个孙辈该添衣裳了，那些琐碎的温暖，像她指间常年戴着的顶针，虽不起眼，却牢牢固定着这个家的日常。
吃过早饭，林骁扛着锄头去菜畦，远远看见父亲拄着拐杖，正蹲在油菜地里，用枯瘦的手指一点点扒拉着土。“爹，您咋下来了？”他赶紧过去扶，父亲却摆摆手，声音含混地说：“这土板结了，苗长不旺……”话没说完，就被一阵咳嗽打断，咳得背都驼成了虾米。
林骁接过锄头，三下五除二把土松好，父亲在旁边看着，忽然说：“民国三十八年那年，也下过这么大的雪，你爷爷就是在那年冬天……”声音渐渐低下去，像是陷入了遥远的回忆。林骁没接话，只是默默地把锄刃上的泥擦掉——父亲总爱说这些陈年旧事，有些林骁听过几十遍，有些却是第一次听，每一次都像在时光的河床上捡贝壳，虽不耀眼，却带着海水的咸涩与温润。
午后，重孙女放学回来，蹦蹦跳跳地扑到母亲怀里：“太奶奶，老师夸我字写得好！”母亲摸索着摸她的头，从兜里掏出颗水果糖，颤巍巍地塞进孩子手里：“咱囡囡就是厉害，比你太爷爷强，他当年写个‘田’字都歪歪扭扭。”
父亲坐在旁边听着，忽然大声说：“我那是忙着种地，没空练字！”他耳朵背，说话总不自觉地拔高音量，惹得孩子咯咯直笑。母亲瞪他一眼：“就你有理。”这一幕，像极了林骁小时候常见的光景，只是当年的呵斥带着火气，如今却像老茶壶煮水，咕嘟着温情的泡。
日头偏西时，林骁烧了热水，给父母擦身。擦到父亲的背，看见那些深浅不一的疤痕——有年轻时扛石头磨的，有打仗时留下的，还有去年不小心摔的，每道疤都藏着一个故事。父亲忽然抓住他的手，掌心的老茧硌得林骁生疼：“骁儿，我跟你娘……活够了。”
林骁心里一紧，刚想开口，母亲却在一旁接话：“别听他胡扯，他是怕给你添麻烦。”她顿了顿，声音轻得像羽毛，“不过啊，人活百岁，能见着四代同堂，值了。”
“值了……”父亲喃喃重复着，眼睛望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树影婆娑，像极了他和母亲初遇时的模样。那年母亲才十六，梳着麻花辫，在槐树下纳鞋底，父亲挑着柴经过，看愣了神，柴担掉在地上，惊飞了满树的麻雀。
林骁忽然明白，父母说的“活够了”，不是绝望，而是满足。就像庄稼熟了要归仓，果子红了要落地，他们把一辈子的光阴，都酿成了家里的烟火气——灶台上永远温着的粥，晒谷场上翻晒的粮食，儿孙绕膝时的笑语，这些东西比“活几百岁”更实在，更绵长。
夜里，林骁坐在灯下算账，听见父母在里屋说话。母亲说：“老头子，明儿想吃你种的菠菜，做个菠菜面。”父亲应：“行，我明儿早点起，去摘最新鲜的。”声音都轻得像叹息，却带着一种不必言说的笃定——他们或许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却知道此刻的彼此还在，这就够了。
窗外的月光，和几十年前一样，静静淌过屋檐，淌过菜畦，淌过这对百岁老人的睡榻。林骁放下账本，望着月光的方向，忽然觉得，所谓的“长寿”，从来不是数字的竞赛，而是用一生的时间，把“在一起”这三个字，过成了柴米油盐里的日常，过成了岁月带不走的、最珍贵的遗产。而他能做的，就是把这份遗产，像传家宝一样，稳稳地接过来，再传下去。
天快亮时，林骁做了个梦，梦见年轻的父亲挑着柴，母亲在槐树下笑，而他，还是那个追着蝴
蝶跑的孩子。梦里的阳光很暖，像极了父母掌心的温度，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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