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李家屯的土街上,却驱不散一股莫名的紧张气氛。屯子中央的打谷场旁,支起了一张旧木桌,后面坐着团部新成立的“经济科”科长王文斌,还有两个识字的战士。桌上整整齐齐码放着几沓崭新的纸票子,巴掌大小,土黄色的糙纸,上面用木版印刷着“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流通券”、“凭票即兑盐一斤”或“兑小米五斤”的字样,下方盖着杨帆的方形篆书印章和“独立第一团”的关防,花纹朴素,甚至有些粗糙。
王文斌清了清嗓子,对着围拢过来、却大多远远站着、面带疑惧的乡亲们喊道:“老乡们!这是我们独立一团发行的‘流通券’!拿这张票子,随时可以到咱们设在屯里的公营货栈,兑换一斤盐!或者五斤小米!童叟无欺!”
人群窃窃私语,却没人上前。
“纸片子能换盐?骗鬼哩!”一个裹着破棉袄的老汉低声嘟囔,“以前张大帅的奉票,后来鬼子的军票,哪个不是擦屁股都嫌硬?”
“就是,谁知道你们能撑多久?到时候你们一拍屁股走了,俺们拿着这花纸头找谁去?”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附和道,下意识地把孩子搂得更紧。
场面一时僵住了。王文斌额头冒汗,他事先预想过困难,却没料到民众的抵触心理如此之深。几十年来,各种军阀、日伪发行的纸币最终都沦为废纸的经历,让百姓对任何不由“官府”或强权背书的纸票充满了天然的不信任。
消息传回团部,陈明皱紧了眉头:“信用建立非一日之功,我们毕竟不是稳固政权。”
杨帆沉默片刻,下达了两条命令:“第一,通知各营连、各单位,以后向老乡购买柴火、蔬菜、零星用品,乃至支付部分民夫工钱,一律使用流通券,严禁强征。第二,团部后勤,拿出我们库存食盐的十分之一,粮食的百分之五,作为‘兑换准备金’,确保货栈随时有盐有粮,见票即兑!”
命令被严格执行。几天后,一营的司务长拿着几张“一斤盐”的流通券,到李家屯买柴火。卖柴的老汉犹豫了半天,才颤巍巍地接过票子,随即就小跑着去了货栈。在众人注视下,货栈伙计验过票子,真的给他称了满满一斤雪白的精盐!
老汉捧着盐,激动得手直抖,逢人便说:“真的!真能换盐!杨司令的队伍,说话算话!”
类似的情景在其他村庄也在上演。部队用流通券公买公卖,绝不拖欠。偶尔有战士不小心损坏了老乡的东西,也会立即用流通券赔偿。货栈的兑换窗口前,从一开始的门可罗雀,渐渐有了试探性的人影,再到后来,甚至开始有人拿着积攒的流通券,来兑换急需的粮食,或者询问能否用流通券购买货栈里其他的稀罕物,比如洋火、布头。
信任,像冰雪消融后的溪流,开始一点点汇聚、流动。
一个月后,一场小规模的日伪扫荡被击退,部队缴获了一批物资,其中包括几箱伪满中央银行印制的“绵羊票”。如何处理这批伪钞成了问题。
“要不……咱们也偷偷花出去?反正鬼子坑咱老百姓!”一个连长提议。
“不行!”杨帆断然否决,“咱们的流通券,靠的就是‘信用’两个字!今天咱们能用假票子坑老百姓,明天咱们的票子就没人要!烧了!当着老乡的面,全烧了!”
在李家屯的打谷场上,几箱伪钞被泼上煤油,当众点燃。熊熊火光映照着乡亲们惊愕又恍然的脸庞。王文斌站在火堆旁,大声说:“乡亲们看清了!鬼子的票子,咱队伍不用,也劝大家别要!咱们只用咱自己的流通券,这东西实在,能换盐换米!”
这一把火,烧掉了潜在的短期利益,却将“流通券”的信用,牢牢地烙印在根据地百姓的心中。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独立一团用流通券,向根据地内的农户大规模采购了一批猪肉、粉条、冻豆腐,准备给战士们改善伙食。这一次,没有动员,没有劝说,乡亲们踊跃售卖,他们知道,手里这张轻飘飘的纸,随时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资。
团部里,王文斌拿着最新的流通券流通情况报告,兴奋地向杨帆和陈明汇报:“团长,陈部长,目前发行的流通券,已经有七成在民间流通,三成回流兑换了实物。咱们的兑换准备金还很充足!老百姓开始认咱们的票子了!”
杨帆看着窗外,远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依稀能听到孩子们玩耍的嬉笑声。他缓缓道:“这不仅仅是几张票子的事。这意味着,咱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扎下经济的根了。老百姓愿意用手里的粮食、物资换我们的纸票,是把身家性命和对未来的指望,托付给我们了。”
他转过身,目光凝重:“这信用,比金子还贵。守住它,比打一场胜仗还难。告诉经济科,严格控制发行量,绝对不允许滥发一张票子!咱们的根基,不能毁在自己手里。”
金融的尝试,迈出了艰难而坚实的第一步。这张薄薄的土纸,承载的不仅是交换的价值,更是一种信念的传递,一种关于秩序和未来的承诺,在冰雪覆盖的东北大地上,悄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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