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旧账的清算
省城归来的火车，吭哧吭哧，在铁轨上摇晃着，像一个疲惫不堪却不得不前行的巨人。窗外的田野、村庄、城镇向后掠去，梅小艳却无心观赏。她怀里紧紧抱着那个装旗袍和手工品的布袋子，仿佛抱着一个易碎的、却可能改变一切的希望。
省残联刘理事长那专注凝重的表情，那句“会后详细谈谈”的承诺，像一小簇火苗，在她胸腔里跳跃，试图驱散连日来的冰寒。然而，那包沉甸甸的、来自周建国的钱，以及他消失前那句“这是我欠的”，又如影随形，像火苗投下的阴影，让她无法真正暖起来。
希望与负罪，前景与旧债，在她心里剧烈地撕扯着。
她不知道刘理事长那句“详细谈谈”最终能带来什么，是真正的曙光，还是又一次失望？她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周建国，面对那笔来路不明的钱，面对他们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信任裂谷。
火车终于在暮色四合中停靠在安县破旧的小站。小艳拖着疲惫的身躯，随着稀疏的人流走出车站。深秋的冷风立刻灌满她的衣领，她打了个寒噤，下意识地把怀里的布袋子抱得更紧。
车站外昏暗的灯光下，几个等着拉活的三轮车夫缩着脖子，大声吆喝着。
她低着头，想尽快赶回康复中心，脑子里还在反复盘算着如何向留下的伤员和家属们汇报省城之行，如何描述那微弱却真实的希望之光。
就在她快步走过车站旁那家永远亮着惨白日光灯、充斥着泡面味和汗味的小卖部门口时，一个几乎完全隐匿在阴影里的人影，猛地动了一下，向前迈了一步，恰好挡在了她的面前。
小艳吓了一跳，险些叫出声，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警惕地抱紧袋子。
“……小艳。”一个极其沙哑、干涩，仿佛被砂石磨砺过无数遍的声音，低低地响起。
借着小卖部透出的微弱光线，小艳看清了来人。是周建国。他比前几天见到时更加憔悴，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胡子拉碴，身上那件工装外套沾满了油污和灰尘，散发着一股浓重的机油和汗酸混合的气味。
他像是几天几夜没合眼，也没好好吃过一顿饭，整个人像一根被绷到极致、即将断裂的弦。
小艳的心脏猛地一沉，那包钱的重量仿佛瞬间压回了她的掌心，让她呼吸一窒。她张了张嘴，想质问，想斥责，想把他推开，但看着他这副近乎油尽灯枯的模样，那些话却死死堵在喉咙口，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周建国没有看她，目光垂落在地上，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全部的注意力。他的双手紧紧攥成拳头，贴在裤缝上，微微颤抖着。
“我……”他喉咙滚动了一下，声音更加干哑，“我去……自首了。”
短短五个字，像五颗冰冷的子弹，猝不及防地射入小艳的耳膜。她猛地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自首？
他……他去自首了？！
周建国依然没有抬头，语速极快，却异常清晰，仿佛这些话已经在他心里排练了千百遍，再不一口气说出来，就会彻底窒息。 “棉纺厂改制前……那笔工伤赔偿款……是我挪用的。一共……六万七千块。”他说出了一个精确的数字，每一个字都像从他骨头上剥离下来，带着血丝。“我用它……堵了当时厂里走私电器那件事的窟窿……保了李国庆，也保了我自己……没被当场撤职查办。”
小艳呆立在原地，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
虽然早有猜测，虽然李国庆之前也隐晦地透露过，但亲耳从周建国嘴里听到这残酷的、具体的真相，冲击力依然巨大到让她几乎无法站立。
原来那包钱，真的……是这种来历？不，甚至比那更早，更沉重！
“后来……后来改制，乱糟糟的，账目都混在一起……这笔亏空，就一直……一直没填上。”周建国的声音开始出现裂痕，带着无法抑制的哽咽和痛苦，“我睡不着……天天晚上都像有人拿鞭子抽我……那些工人的脸……老张的腿……王大姐男人的肺病……”
他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里面布满了血丝和一种近乎绝望的哀求，直直地看向小艳：“那三万……是我这阵子在邻省黑矿上打钻……拼死拼活挣的……干净钱！真的！是干净钱！”他急切地强调着，仿佛这是最后一块遮羞布，最后一点能证明他并非彻底堕落的东西。“我先还这点……剩下的……我去坐牢！我去挣！我一分一分都还干净！”
小艳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意气风发、如今却被愧疚和恐惧折磨得形销骨立男人，看着她的丈夫。
愤怒、失望、心痛、还有一丝可悲的理解……种种情绪像沸腾的熔岩在她胸腔里翻滚、撞击。
她想哭，想笑，想狠狠给他一耳光，又想抱住这个愚蠢又可悲的男人。
最终，她什么也没做，只是死死地咬住了自己的下唇，直到口腔里弥漫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
周建国看着她苍白而沉默的脸，眼中的那点光亮渐渐黯淡下去，变回了死灰般的绝望。他颓然地低下头，肩膀垮塌下去，仿佛随时会散架。
“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厂子……对不住那些工人……”他喃喃着，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这就……走了。公安局……还在等我。”
说完，他猛地转身，像逃避什么瘟疫一样，踉跄着，几乎是小跑着，迅速消失在车站广场更深的黑暗里，留下小艳一个人，僵硬地站在昏黄的光线下，站在寒冷的夜风里，怀里抱着那点微弱的希望，心里却压上了一块更加沉重、更加冰冷的巨石。
旧账，以这样一种决绝而惨烈的方式，被掀开了。
清算的时刻，终于到来。
接下来的几天，康复中心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和压抑。
周建国自首的消息，像一阵无声的风，迅速吹遍了每一个角落。人们窃窃私语，眼神复杂。
有人咒骂他活该，有人唏嘘感叹，也有人，比如老张，沉默地抽着劣质卷烟，半晌才叹口气：“唉，也是个可怜人……”
小艳强迫自己不去想周建国，不去想公安局、检察院那些她无法想象的程序。她把自己变成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疯狂地投入到合作社的筹建和省城可能带来的机遇中。
她拿着那份按着红手印的章程，反复修改；她带着王大姐她们日夜赶制更多、更精致的手工样品；她跑去县里，壮着胆子找到那位传话的老干事，小心翼翼地问询省城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她不敢停，一停下来，周建国那双绝望通红的眼睛，就会在她眼前晃动。
然而，清算的浪潮，并不会因为她的逃避而止步。
一周后，县检察院的人来了。两名穿着制服、表情严肃的检察官，出现在康复中心门口。
他们的到来，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波澜暗涌的水塘，瞬间激起了巨大的恐慌。所有伤员和家属都紧张地屏息凝神，看着小艳被请进那间简陋的办公室。
问话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
检察官的问题细致而尖锐，围绕着那笔挪用的公款，围绕棉纺厂改制前后的混乱账目，围绕周建国的职务和行为。
小艳知道的并不多，许多细节周建国从未对她提起。她只能据实回答，同时，一种强烈的、想要为那些被亏欠的工人们做点什么的冲动，驱使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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