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罗湖罗家村的每一天，对文云淑和文云义而言，都像是被投入了一个高速旋转的离心机，固有的观念被撕裂、打碎，然后又被新的、充满活力的信息强行重组。
文云义内心的震撼最为剧烈。他蹲在罗家村口，看着那些穿着沾满油污工装、却叼着过滤嘴香烟的年轻仔，他们谈论的不再是田里的收成，而是“订单”、“港纸”（港币）、“流水线”。
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刘家后生，指着自家新建的三层小楼，略带炫耀地说：“义哥，喏，这楼，就是去年搞了半年电子表散件组装挣出来的！比种地强多了！”
文云义摸着口袋里那几块从巴县带来的、准备路上充饥的红苕干，第一次对“劳动创造价值”有了全新的、略带苦涩的理解。
他如饥似渴地向刘家大哥和其他脑子活络的村民请教。
他弄明白了“挂靠”就像是给私人买卖穿上一件“集体”的红马甲，每年交一笔“管理费”，就能享受集体企业的某些政策便利和信誉背书。
他也理解了“集资入股”，就是把大家的钱凑起来干大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比他空想着“带领大家致富”要具体得多，也复杂得多。
这些在内地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模糊概念，在罗家村已经成了许多人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
然而，这片热土的阳光背后，阴影也同样清晰。
一天夜里，村外突然传来打斗和叫骂声，第二天才知道是两伙人为了争抢一个香港老板的玩具订单发生了火拼，有人动了刀子。
刘老伯摇着蒲扇，语气平淡地告诫他们：“在这里，胆大能吃肉，但也容易噎着。赚了钱，要懂得藏，更要懂得怎么花。
那些开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晚上去歌舞厅一掷千金的，往往是倒得最快的。” 文云义深深记下了这话。
更让他感到无力的是，一次在镇上吃饭，邻桌几个穿着“的确良”衬衫、气度不凡的年轻人，高声谈论着如何通过父亲的关系，拿到某个紧俏物资的“批文”，转手就能赚取数万元。
“那都是干部碗里的肉，”刘家大哥后来低声说，语气里带着一丝羡慕和更多的敬畏，“我们这种，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
………………
就在母亲和二舅忙于成人世界的学习和算计时，肖镇这个两岁多的小身体里的成熟灵魂，也在悄然行动。
他学习粤语的速度堪称恐怖，不仅仅是日常用语，连一些本地俚语、特定行话都能迅速掌握并运用。
他会用稚嫩的嗓音对刘家阿婆说：“阿婆，今日个汤好甜啊（今天的汤很好喝）”，也能和村里的半大孩子讨论“公仔纸”（一种印着卡通人物的纸牌）的玩法和收藏价值。
这种超越常理的表现，让他在罗家村赢得了“神童”的美誉，也为他观察这个世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他央求刘家的大哥哥带他去了传说中的中英街。
站在那条窄窄的、以界碑石为标志的街道上，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奇异的空间割裂感。
一边是略显灰扑扑但秩序井然的社会主义商铺，另一边则是霓虹闪烁、商品琳琅满目的资本主义商场。
他用文云淑给的外汇券，不仅买了英语、日语教材，还偷偷买了几本香港的时尚杂志和一本繁体字的《亚洲商业周刊》（尽管他大多看不懂，但需要这些作为未来“知识”来源的掩护）。
他知道，知识，尤其是超前于时代的知识，将是这个家庭未来最宝贵的财富。
………………
文云义的思路在现实的冲击和肖镇看似无意、实则关键的点拨下（比如在参观砖厂时，肖镇曾指着轰鸣的制砖机说：“二舅，这个比水牛厉害多咯，一天出的砖，够盖好几间屋吧？”），逐渐清晰。
砖瓦厂！这是连接大哥产业、发挥自家手艺优势、又能带动乡邻的最佳切入点。
他与文云淑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
兄妹俩在昏暗的灯光下，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着计算投入、产出、人工、销路。
文云淑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和商业眼光。她直接抓起刘家的电话（那时罗家村个别富裕户已装了电话），拨通了文家湾的长途。
电话那头，文大路听着女儿在千里之外的描述，心情激荡。他沉默了片刻，只问了一句：“幺妹，你看准了？风险扛得住？”
“爹，我看准了！机会不等人！深圳这边都这样搞！”文云淑语气坚定。
“好！那我明天就去镇上汇款！”文大路撂下电话，连夜和老伴张艳梅一起，再次小心翼翼地启开了那个隐秘的钱窖。二十万现金，被分成几个包裹，由文云仁亲自护送，通过邮局电汇到了深圳。
这笔巨款的流动，在那个年代，本身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文云义拿着这笔“巨款”，手心都在出汗。
他在刘家大哥的陪同下，奔走于深圳、东莞的机械厂和二手车市场，最终敲定了三套大型机制砖瓦设备和五辆保养尚可的二手日本五十铃卡车。
他牢记“绝对控股”的原则，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回村后如何说服生产队干部和乡亲们入股。
文云淑则也开始行动，她用两万元现金，通过刘家的关系，下了一万条香港品牌牛仔裤的订单。
当她摸着那厚实、靛蓝、带着铜钉和时髦商标的布料时，一个以服装批发为核心的新事业蓝图，在她心中清晰起来。她对二哥说：“十六万算我借你的，砖瓦厂赚了钱慢慢还。这牛仔裤，我自己闯。”
………………
当他们带着设备提货单、牛仔裤样品、几大箱给家人买的“洋货”以及肖镇那宝贝书箱，乘坐伊尔-18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时，一路的颠簸和疲惫都被巨大的兴奋取代。
文云义看着舷窗下渐渐清晰的家乡山水，感觉自己仿佛脱胎换骨。
而此刻，远在春城的肖正堂，正对着一张汇款单和两沓厚厚的现金发呆。
文云淑临走前塞给他的两万元，像一块烫手的山芋，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作为军人的奉献与作为丈夫、父亲的“缺席”。
他几次打电话回文家湾，老丈人都只说云淑和云义带着镇娃子出去“考察”了，直到十二月四号那个电话，他才得知真相——他们不仅去了深圳，还干了这么大一票，而且是坐飞机回来的！
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对妻子胆识的钦佩和难以言喻的牵挂。
电话里，文云淑的声音带着南国阳光的气息：“正堂，老家风头好像过了。我弄了一批牛仔裤，想在解放碑、朝天门试试水。”
肖正堂立刻想起一位重庆籍战友提起过，其亲戚在市日杂公司，朝天门码头有旧仓库闲置。
军人的效率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天，他就通过层层关系，将意向传递了过去。
第三天，文云仁开着那辆新置办的、右舵的二手丰田面包车（这本身在重庆就是一道风景），载着妹妹直奔朝天门。
那封皱巴巴但公章清晰的部队介绍信，再次发挥了“敲门砖”的作用。
日杂公司的负责人看着这两个来自县城的兄妹，尤其是文云淑那与农村妇女截然不同的精干气质和坚定的眼神，又瞥了一眼介绍信上那个令人敬畏的部队番号，态度客气了不少。
经过一番实地查看和讨价还价，最终以“支持军属、搞活经济”的名义，达成了协议：文家湾村农民服务社以每年一千五百元的象征性租金，租下两个总面积两千四百平米、破旧不堪但位置极佳的大仓库，维修自理。
紧接着，文云淑抛出了从深圳学来的核心策略——“挂靠”。
她提出，希望个人经营的服装生意，能挂在日杂公司“第三产业”的名下，并主动报出了每年三万九千元的挂靠管理费。
这个数字让日杂公司的领导倒吸一口凉气，这几乎相当于他们几十号员工小半年的工资总额了！
在八十年代初，这是一笔无法拒绝的巨款，既能解决公司经费不足的窘境，又是“支持改革”的政绩。一番内部讨论后，协议达成。
当文云淑在那份盖着鲜红公章的挂靠协议上签下自己名字时，她知道，她不仅租下了一个物理空间，更买到了一张在这个混沌初开的商业世界里，至关重要的“护身符”。
她站在空旷、布满蛛网、却仿佛能听到未来财富涌动的仓库中央，对大哥文云仁说：“哥，找人，尽快把这里收拾出来。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文家，在重庆城里的新码头！”
而此刻，被妈妈牵着小手的肖镇，仰头看着高耸的仓库穹顶，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模仿着港剧里的腔调，奶声奶气地说：“老妈，呢个‘国资’牌头，掂啊！（老妈，这个‘国资’牌子，厉害啊！）”
一场从南方特区汲取能量，在西部山城落地生根的商业进军，即将在这片古老的码头区域，轰轰烈烈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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