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响起时,苏明远已在客栈中端坐良久。今日便是正式向朝廷汇报地方政绩的日子,这不仅是对他三年来工作的检验,更是他能否在朝堂立足的关键一战。他将面对的不再是郑大人府中那种相对温和的政治聚会,而是朝廷正式的考核与质疑。
昨夜李景行的密谈让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那个可以置身事外的地方小吏。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态,都将决定他在这场政治博弈中的位置。
天色渐明,苏明远换上最正式的朝服,将述职文书仔细检查了一遍。这份报告他反复修改了数十次,既要如实反映政绩,又要把握好尺度,不能显得过分张扬,也不能过于谦逊。每一个数据、每一项措施,都需要经得起最严苛的审视。
吏部的大堂庄严肃穆,高悬的匾额在晨光中闪闪发光。苏明远走进这座决定无数官员命运的建筑,内心涌起一种复杂的感受。作为现代人,他对官僚体系有着理性的认知;作为古代官员,他又必须在这个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苏明远,下县知县,奉召述职。他向守门的吏员报告自己的身份。
苏大人请随我来,诸位大人已在议事厅等候。吏员恭敬地引路。
议事厅比苏明远想象的更加威严。正中高悬皇帝御书的匾额,两侧列坐着七八位朝廷大员,个个神情严肃。苏明远一眼就认出了其中几位——吏部尚书、户部侍郎,还有一位身着深紫袍服的老者,从品级来看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人物。
下官苏明远,参见诸位大人。苏明远行礼时,暗中观察着在座诸位的神情。有的温和,有的冷漠,有的若有所思,政治立场的分野在这些细微的表情中若隐若现。
苏知县,免礼。吏部尚书开口道,声音威严而不失和蔼,今日召你述职,主要是了解你在下县三年来的政务情况。你可将政绩详细禀报。
苏明远深吸一口气,开始了他精心准备的汇报:下官承蒙圣恩,得以在下县任职三年。三年来,下官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在诸多方面均有所建树。
他首先汇报了最基础的数据:下县原有人口八千三百户,现增至九千一百户;田地原有三万二千亩,新开垦良田一千八百亩;年税收原为银两三千二百两,现增至四千一百两,增幅达百分之二十八。
听到这些数字,在座大员的神情有了微妙变化。增加税收而不引起民变,这在地方治理中并非易事。
增税近三成,百姓可有怨言?户部侍郎直接发问,语气中带着质疑。
苏明远早有准备:回大人,下官所增之税,非加重百姓负担所致,而是通过改进征收方式、杜绝中间盘剥、鼓励垦荒开田等措施实现。实际上,百姓的负担较之前还有所减轻。
哦?何以见得?一位之前沉默的官员开口了,这是苏明远没有见过的面孔,但从座位安排来看地位不低。
下官建立了详细的户籍档案,记录每户的土地、人口、收入状况,按实际能力征税,避免了以前富户逃税、贫户多征的弊端。苏明远解释道,同时简化征收程序,减少中间环节,杜绝了胥吏的层层盘剥。
纸上谈兵容易,实际执行如何?那位深紫袍服的老者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有力,显然是在场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苏明远知道关键时刻到了:下官不敢只凭口说,请看实证。他从袖中取出一册详细的账簿,这是下县三年来的详细收支记录,每一笔收入、每一项支出都有据可查。
账簿递上去后,几位大员传阅,不时点头。苏明远能看出,这种详细的财政记录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体现了他现代管理理念的优势。
除了税收,你还有什么政绩可述?吏部尚书继续询问。
下官在任期间,还注重教育和民生。苏明远继续汇报,新建义学三所,招收贫家子弟入学;修筑水渠五里,改善农田灌溉;整顿治安,大案要案发生率下降六成;推行新的农业技术,粮食产量增加两成。
新的农业技术?有人好奇地问道。
主要是改进耕作方式,推广一些更科学的种植方法。苏明远谨慎地解释,不能说得太过超前,比如合理轮作、精细施肥、选育良种等。这些方法虽然古已有之,但在下县推广得还不够。
正当气氛逐渐和谐时,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响起:苏知县,你这些所谓的创新措施,可有上级批准?擅自改革,岂不是藐视祖宗成法?
苏明远转头看去,说话的是一位年约五十的官员,面容严厉,眼神锐利,显然是来者不善。从其他人的反应来看,此人在朝中也颇有影响力。
这是苏明远预料中会遇到的挑战。在这个尊崇传统的时代,任何创新都可能被扣上违背祖制的帽子。他必须小心应对。
回大人,下官所行皆在职权范围内,并未违背朝廷法度。苏明远不卑不亢地回答,《周礼》有云:随时制宜,《论语》亦言:学而时习之。古圣先贤早就告诉我们,治理需要因时因地制宜,不能僵化守旧。
巧言令色!那官员冷笑道,你这是强词夺理。祖宗成法岂是你一个小小知县能够随意更改的?
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苏明远意识到这不仅是对他政绩的质疑,更是政治立场的较量。他需要在不正面冲突的前提下,坚定地为自己的理念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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