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瓦西里·别扬科夫斯基，和这个在乌萨斯冻原上苟延残喘的村子一个姓氏。
我曾以为，我的一生会像我的父亲、祖父一样，在这片永远被冰雪覆盖的土地上，在贵族老爷和纠察队的皮鞭下，麻木地耕种、缴税，直到某一天悄无声息地冻死、饿死，或者被拖进那个传闻中有去无回的源石矿场。
直到那天，阿丽娜小姐和她的“雪原宣传队”踏着齐膝的深雪，来到了别扬科夫斯基。
他们来的那天，村口的老松树都被北风吹得呜呜作响，像是预警。
我们躲在漏风的木屋里，透过结冰的窗户缝隙，紧张地窥视着这支奇怪的队伍。他们穿着统一的、看起来还算厚实的白色冬装，肩膀上落满了雪，但脊背挺得笔直。
没有纠察队那种凶神恶煞的气势，也没有商人那种精明的算计。他们看起来很……疲惫，但眼睛里有光。
领头的是那位阿丽娜小姐，一位埃拉菲亚，她的角在雪光中显得很温润。她没带武器，只是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行军包，上面还挂着一个磕碰掉漆的水壶。
她站在村口的空地上，呵出的白气很快消散在风中，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我们每个人藏身的屋子里：
“别扬科夫斯基村的乡亲们！我们是从霍比列夫村来的！我们不是土匪，也不是纠察队！我们是整合运动的雪原宣传队！我们带来了粮食、药品，还有……一个选择！”
粮食？药品？选择？
这些词语对我们来说太陌生了。我们习惯了被索取，习惯了被命令，习惯了在绝望中等待下一个更坏的明天。
没有人敢出去。我攥紧了父亲留下的那柄破旧草叉，手心全是冷汗。
但他们没有强行闯进来，也没有因为我们的冷漠而离开。阿丽娜小姐就让队员们原地休息，他们甚至没有去占村里那几个勉强能遮风挡雪的棚屋，而是自己动手，在雪地里清理出一片空地，支起了几顶看起来单薄却意外的能抵御风寒的小帐篷。
然后，他们开始做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
他们拿出自己带来的黑麦，就在村口架起锅，开始熬粥。那久违的、属于粮食的香气随着寒风飘进村子，像一只无形的手，挠着我们空瘪的胃袋和紧绷的神经。
几个实在饿得受不了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战战兢兢地推出来。宣传队里一个看起来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小伙子——后来我知道他叫伊万，也是霍比列夫村人——立刻盛了满满一碗热气腾腾的麦粥，小心翼翼地递过去，脸上带着有点紧张，却又无比真诚的笑容：
“小心烫。”
那孩子狼吞虎咽地吃完，甚至把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伊万没有收回碗，只是又给他盛了半碗，轻声说：
“带回去给你妈妈。”
信任，就是从这一碗碗滚烫的麦粥开始，像冰雪下的春芽，艰难而又顽强地萌发。
阿丽娜小姐开始带着识字的队员，在村里唯一还算完整的谷仓墙上，用木炭写下大大的字，教我们认——“人”、“民”、“团结”、“解放”。
她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天生就该受苦的“贱民”，我们是创造一切的“人民”；告诉我们霍比列夫村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那些自称“人民战士”的年轻人，如何为了保护像我们一样的村子，和纠察队血战，甚至有人牺牲。
牺牲……为了我们？
我听到这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那个叫阿列克谢的战士，他引爆源石炸弹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根本不认识我们别扬科夫斯基村的任何人啊！
宣传队里还有一位手臂上带着源石结晶的感染者战士，他叫谢尔盖。起初我们很怕他，躲得远远的。但他只是默默地干活，帮老安娜奶奶修好了漏风的屋顶，帮我家把快要冻死的驮兽从雪坑里拉出来。
他干活时很专注，很少说话，只有在使用他那微弱的、带着点温热感的源石技艺帮我固定棚栏时，才会低声说一句：
“小心，这边冰薄。”
我看着他那双因为源石病而有些浑浊，却依旧努力想表达善意的眼睛，突然觉得，矿石病或许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人心里的冷漠和偏见。
阿丽娜小姐找到我和村里几个还算有点力气的年轻人，她没有命令我们，而是用一种商量的语气问：
“瓦西里，能帮我们分发一下这些土豆种吗？云凌队长说，开春如果能用他教的方法育苗，收成可能会好一些。”
云凌队长……我听过这个名字，在宣传队员充满敬意的交谈里，在霍比列夫村传来的消息里。据说他是个能带来奇迹的炎国人。
我接过那袋沉甸甸的土豆种，感觉接过的不是土豆，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名为“希望”的东西。
我们别扬科夫斯基村，也能像霍比列夫那样，拥有一个能在冬天种出蔬菜的“大棚”吗？我们也能不再依靠贵族老爷“施舍”的那点霉变黑麦过活吗？
宣传队离开的那天，雪下得小了些。他们带走的，只有我们村里人硬塞过去的、为数不多的几张鞣制好的皮子（他们坚持用粮食交换），以及我们这些年轻人眼中重新燃起的火光。
阿丽娜小姐走之前，对我们这些聚在村口送行的人说：
“记住，能拯救别扬科夫斯基的，不是我们，也不是任何救世主，只能是你们自己。团结起来，依靠你们自己的双手。”
我看着他们白色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茫茫雪原中，像是一群传递火种的使者。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因为常年劳作而粗糙开裂的手掌，第一次觉得，这双手或许不仅能用来缴税和挨冻，也能用来建设，用来守护，用来……创造一个新的别扬科夫斯基。
我转身，对身边同样目光坚定的伙伴们说：
“走吧，我们去把谷仓墙上的字，描得更清楚一些。然后，我们去把村东头那块地平整出来。”
“开春，我们要建自己的大棚。”
…………
阿丽娜小姐他们离开后，村子里那股死气沉沉的寒意，好像真的被他们带走的寒风一起卷跑了不少。
粮食和药品分到了最需要的老人和孩子手里，更重要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种子一样，埋进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里。
“团结起来，依靠你们自己的双手。”
阿丽娜小姐的话，白天黑夜都在我脑子里响。
光有念头不行，得干活。我们几个年轻人——铁匠的儿子彼得，父母死在矿场的孤女玛莎，还有我——学着宣传队的样子，先把谷仓收拾了出来。
那里以前只是堆杂物和躲债的地方，现在，我们想让它变得不一样。
我们用雪水擦掉了墙上几十年的污垢，把阿丽娜小姐写下的“人”、“民”、“团结”、“解放”几个大字用烧黑的木炭描了又描，直到它们清晰得刺眼。
彼得甚至从他爹的铁匠铺找来几块还算平整的铁皮，用钉子固定在墙上，他说：
“以后，这里就是咱们村的‘消息墙’！”
谷仓变了样，可光有个地方不行。我们心里都没底，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直到几天后，宣传队那个叫伊万的小伙子，冒着风雪又独自回来了。
他不是来送东西的，他是来“串门”的。
晚上，我们聚在收拾干净的谷仓里，中间生了一小堆火，听着伊万用他那带着霍比列夫口音的话，笨拙却又热情地讲他们村是怎么搞起来的。
“一开始也就跟咱们现在差不多，”
伊万搓着手，凑近火堆，
“是云凌队长和塔露拉大姐头，哦，还有阿丽娜老师，他们带着大伙儿，先把能管事的人找出来。不是贵族老爷指派的，是大家伙儿自己选的！选信得过的，肯为大家办事的。”
“就像……就像咱们村的‘长老会’？”
玛莎怯生生地问，她记得以前村里有事，都是几个最老的老人聚在一起商量，虽然大多时候也只是唉声叹气。
“有点像，但不一样！”
伊万眼睛一亮，
“云凌队长管这个叫‘村支部’。他说，‘支部’就像房子的地基，要扎得牢，村子才立得住。支部里的人不光是商量，还得真干活，带着大家一起干！还得……呃……”
他挠了挠头，努力回忆着词，
“还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人民群众’！”
“党？是什么？”
彼得疑惑地问。
“就是……就是像咱们整合运动这样的，有共同理想的人聚在一起。”
伊万尽力解释着，
“云凌队长说，支部就是党在村子里的手和脚，也是村子的脑子。”
我们听得半懂不懂，但“自己选人”、“带着大家一起干”这几个词，像火苗一样在我们心里跳。
第二天，伊万带着我们，真的在谷仓里搞了一次“选举”。没有华丽的选票，我们就用不同颜色的石子代表不同的人。
一开始大家还很拘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是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老铁匠，彼得他爹，第一个把石子放到了我面前的破碗里。
“瓦西里这孩子，实诚，有股劲儿！”
老铁匠瓮声瓮气地说，
“咱们别扬科夫斯基，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等死了！得有个敢带着大家往前冲的年轻人！”
那一刻，我看着碗里越来越多的石子，感觉肩膀上沉甸甸的。我被选为别扬科夫斯基村支部的临时负责人。不是因为我的姓氏，而是因为大家觉得，我能为他们做点事。
支部成立的第一天，我们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桌子。我们就围坐在谷仓的火堆旁，商量了三件事：
第一件，彼得负责，组织人手，按照宣传队留下的图纸和伊万的口述，准备开春建大棚的材料，木头、石块、结实的绳子……能找的都找来。
第二件，玛莎心细，她带着几个妇女，统计村里还剩下多少口粮，多少种子，谁家老人病了需要照顾，谁家孩子没厚衣服。她说：
“咱们得知道自己村里到底啥情况，不能糊里糊涂。”
第三件，由我负责，每天晚上，在谷仓里组织大家认字、听消息。
我把从伊万那里听来的霍比列夫村的故事，阿列克谢的牺牲，还有“人民战士”是什么意思，一遍遍讲给村里人听。
一开始只有我们几个年轻人，后来，一些老人也揣着手，默默地坐到了火堆旁，昏花的眼睛里，映着跳动的火光。
日子还在继续，雪还在下，但我们别扬科夫斯基村，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以前，村子是散的，每家每户只顾着自家那点快要熄灭的灶火。
现在，谷仓里的火光，虽然微弱，却把大家的心，慢慢地拢到了一起。
我们知道，光是等待，等不来好日子。好日子，得靠我们自己的双手，靠这个刚刚诞生的、叫做“支部”的东西，带着我们一起，在这冻土上，一点点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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