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复与萧嘉穗回转府衙，未过多久，便有亲卫匆匆来报：“启禀寨主，城外忽来一伙大军，打的梁山旗号！” 赵复闻听此言，心中已然明白，定是梁山后续人马赶到了。当下，毫不犹豫，即刻传令大开城门，迎那大军入城。
而后，赵复转头对萧嘉穗叮嘱道：“如今大军既已抵达，需尽早做出安排。先生可即刻点齐人手，着令搬运府库与粮仓之物，重中之重，先搬钱财。咱们此番在青州耽搁的时日太久，须得速速返回梁山。那粮食沉重，搬运不便，便着水军负责此事，能搬多少，就搬多少。步兵与马军，则专司钱财押运。三日后，公审一完，咱们便打道回梁山。”
萧嘉穗神情肃穆，拱手领命道：“寨主但请放心，我这便去调集人手，必定不会耽误行程。只是，那安民处的准备情况，不知究竟如何？青州乃是大州，贪官污吏之多，比起郓州，有过之而无不及。要将他们一一抓获，恐怕得多费些时日。还有那赔偿受害百姓之事，不知安民处在这三日之内，能否办妥？”
“先生尽可宽心。”赵复说着，递与萧嘉穗一杯热茶，继续言道，“安民处的兄弟们，此前便有相关经验，此番行事，更是轻车熟路，花不了多少时间。再者，那乔道长心思玲珑，行事剔透。这几日，我看他在安民处的安排，条理分明得紧。从登记百姓诉求，到核查官吏罪证，每一步都井然有序。他梳理那些陈年旧账，尤为细致入微，就连十年前某县丞克扣赈灾粮的卷宗，都被他翻了出来，可见其用心之深。况且，咱们此次带来的人手充足，又有青州本地百姓热情相助，三日之内，必定不会出岔子。”
萧嘉穗听赵复如此一说，高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几分。当下接过茶杯，仰头一饮而尽，随即起身道：“既然寨主已有周全安排，那我这就去调度搬运事宜，一定要让府库和粮仓的财物，以最快速度装车，绝不让回程之事有所耽搁。”
如今诸事皆已安排妥当，唯独差那慕容彦达尚未落网。赵复心中暗自思忖：也不知林教头他们，是否已将慕容彦达拿下？此番青州之事，若不能对慕容彦达进行公审，那青州百姓心中积压的怨气，便无处宣泄。那些被他鱼肉的百姓，更是难以得到真正的慰藉。如此，青州百姓又怎会真心认可我梁山？所谓替天行道，无非就是惩恶扬善。光扬善还远远不够，必须让作恶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方能让百姓看到希望，感受到公道的存在，如此，他们才会真心归附我梁山。
随着后续人马陆续入城，此时的青州，才真正有了改天换地的气象。街道之上，满是梁山军忙碌的身影，却又井然有序。搬运物资的士兵们，脚步轻快而不失稳重。那银钱、绸缎等贵重物品，被小心翼翼地装箱，而后贴上封条，由亲卫严密护卫着，向城外码头集结。
再看那粮仓之处，水军的兄弟们正用特制的麻袋，分装粮食。只见他们肩扛手推，将一袋袋沉甸甸的谷物，运上早已等候在岸边的船只。码头边，船帆林立，人声鼎沸，却忙而不乱。
一些百姓见此情景，纷纷惊讶说道：“这些好汉搬东西，怎地这般规矩？往日里官兵过境，莫说搬府库粮仓，便是寻常百姓家的鸡犬，都要被顺手牵走几只。可你们瞧瞧他们，搬运财物时轻手轻脚，连封条都贴得整整齐齐，竟无一人私藏夹带，当真是奇了！”
旁边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捋着胡须，眯眼望着那些穿梭往来的士兵，缓缓接话道：“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前些日子，安民处的人来登记我家被强占的祖宅，不仅细细询问了前因后果，还当即就封存了县衙的地契卷宗，说是三日后公审时，便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归还。我活了这把年纪，见过的官差多如牛毛，却从未见过这般做事公道、不欺负咱们百姓的人。依我看呐，这些梁山好汉，怕是真如他们所言，是来替天行道、为咱们百姓做主的。”
这时，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壮汉，看着那堆积成山的粮食，忍不住狠狠拍了下大腿，瓮声瓮气地骂道：“他奶奶的，慕容彦达这个狗官，居然让粮仓堆积了这么多粮食。前几年咱们遭了灾，俺们这些穷苦百姓颗粒无收，连草根树皮都快啃光了，他倒好，这么多粮食，也不曾开仓放粮赈济咱们一次！当真是个狗官！”
这时，一位年轻书生上前解释道：“你这糙汉懂什么？这青州乃是京东路转运使治所，整个京东路的钱财和粮食，都要先汇集于此，再转运至汴京，粮仓充盈本是常事。虽是遭了灾，但是没有朝廷旨意，地方官员怎敢擅自开仓放粮？”
这书生显然是个明白大宋地方行政运作规则的人。想那大宋，为防唐朝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局面重现，对地方官员的权力限制极严。自赵光义登基后，便将地方权力一分为三，其中掌管财权的是转运使，掌管军权的是安抚使，掌管司法监察权的是提点刑狱司。如此一来，地方官员虽各有职掌，却相互牵制，凡事皆需层层上报，待朝廷批复之后，方可施行。
这种分割地方权力的办法，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权力过大的问题，且一直延续到后代，但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其中最为严重的，便是权力分散导致效率低下。遇有紧急事务，往往因各部门权责交叉、互相推诿，而延误时机。就如这开仓放粮之事，即便百姓已濒临饿死，地方官也需先具文上报转运使，转运使再层层转呈中枢，待圣旨下达，早已是饿殍遍野。且各部门为保自身无虞，多以“程序合规”为准则，鲜少有人敢因民生疾苦而承担“擅权”之罪。长此以往，地方治理如同一盘散沙，看似各守其职，实则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对突发危机应对迟缓。
其次，便是冗官问题。权力越是分散，官员数量必然激增。大宋自建国之初，便广开科举，取士规模远超隋唐。至仁宗朝，更是形成“恩荫”与“科举”双轨并进的选官制度。一个正七品官员，便可荫庇子孙亲友数十人入仕。这些凭借家世背景获得官职者，多是不学无术之辈，却占据着大量资源。不仅导致官僚体系臃肿不堪，更使得真正有才干者难以施展抱负。
地方州县，往往出现“一官三职、十羊九牧”的怪象。主官之下，佐贰官、巡检、县尉等名目繁多。各官署之间公文往来，繁杂如麻。一件小事，需经十余道程序方能决断。百姓办事，往往要辗转多个衙门，耗费数月甚至半年光阴，最终却可能因某官员一句“不合规制”而不了了之。
更为致命的是，这种权力分割与冗官体系，催生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官员们将仕途晋升视为唯一追求，为求政绩不惜虚报浮夸，为避罪责则遇事推诿。朝堂之上，台谏官与执政大臣互相攻讦，地方官员则忙于钻营结纳，鲜有人真正关心民生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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