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夏，“海探七号”穿越马六甲海峡，停靠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的古港遗址旁。程远站在码头的石阶上，手里捧着一本元代的《南海志》，书中记载的“马六甲为西洋要冲，舟楫往来必泊于此”，与《郑和航海图》中“过龙牙门，抵满剌加（马六甲），用乾戍针”的针路记载形成完美呼应——根据钮仲勋先生的研究，这里不仅是宋元时期南海航线的中转枢纽，更是郑和船队“分腙”前往东非、阿拉伯半岛的关键节点。
“早在宋代，马六甲就已是‘蕃商聚集’的贸易港，”林珊展开一张宋元时期的马六甲港手绘地图，图上标注的“码头”“货栈”“清真寺”等建筑遗迹，与现在的考古发掘区域高度重合，“周去非在《岭外代答》里写‘满剌加国，自泉州舟行四十余日可到’，这里的‘四十余日’，按宋代‘每日行一更’的航速计算，刚好与《郑和航海图》里‘泉州—马六甲’段的‘四十更’针路一致。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宋元时期的针路碑，看看它如何为郑和船队的‘分腙’航线提供地理参考。”
郑海峰的考古队在古港遗址的货栈区，发现了一块半埋在土里的青石碑。石碑表面布满苔藓，边缘有明显的磨损痕迹，但经过清理，几行模糊的文字渐渐显露——“至元二十九年，泉州商船过此，用丁未针十更抵苏门答腊”，旁边还刻着一个简易的罗盘图案，指针指向“丁未”方向（202.5度）。
“是宋元针路碑！”郑海峰激动地大喊，“碳十四检测显示，石碑的年代是1292±5年，属于元代至元年间，比郑和下西洋早了一百多年！这上面记载的‘丁未针十更抵苏门答腊’，与《郑和航海图》里‘马六甲—苏门答腊’段的针路完全一致，证明郑和船队的航线是对宋元航线的直接继承！”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碑旁的泥沙里，发现了大量的宋元时期陶瓷残片，其中一片青瓷碗底刻着“泉州窑”三个字，另一片白瓷盘上则有阿拉伯文的“吉祥”字样。“这些陶瓷残片证明，宋元时期的泉州商船常在此停靠，与阿拉伯商人进行贸易，”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瓷片，“青瓷的胎土成分与泉州宋代官窑完全一致，白瓷则带有波斯陶瓷的工艺特征，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
在清理针路碑时，当地一位名叫阿卜杜勒的老人带着一本祖传的《航海手记》来到考古队。手记是用阿拉伯文和中文混合书写的，记载了他的祖先——一位元代阿拉伯商人，从波斯湾出发，经马六甲前往泉州的航海经历，其中提到“过满剌加，见石碑刻针路，循之而行，无迷航之虞”。
“这本手记太珍贵了！”程远小心翼翼地翻阅着手记，“里面记载的‘循石碑针路而行’，证明宋元时期的针路碑不仅为中国商船服务，还为阿拉伯商船提供导航，是当时国际航海的‘公共航标’。而郑和船队来到马六甲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分腙’航线，让马六甲成为连接亚非的航海枢纽。”
阿卜杜勒看着针路碑，眼里满是感慨：“我的祖先曾说，马六甲是‘不同肤色人的家’，现在看到这块石碑，我终于明白，早在几百年前，这里就已经是多元文化交流的中心了。”
离开马六甲，考古队前往印度尼西亚爪哇的三宝垄港——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这里是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重要贸易港，也是郑和船队“抵诃陵（爪哇），用辛西针”的停靠点。程远站在三宝垄的古沉船遗址旁，手里捧着一件唐代的青瓷碗，碗底的“广州窑”款识清晰可见，与《星槎胜览》中“郑和船队抵爪哇，以瓷器易香料”的记载相互印证。
“唐代的爪哇，已是南海贸易的‘香料集散地’，”林珊指着遗址旁的香料作坊遗迹，“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里写‘自佛逝（苏门答腊）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这里的‘诃陵国’就是现在的爪哇。唐代商船常在此用瓷器、丝绸交换胡椒、檀香等香料，而郑和船队的‘瓷器贸易’，正是对这种传统贸易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郑海峰的声呐设备在三宝垄港外的深海区，发现了一艘唐代沉船的残骸。沉船的船体虽已腐朽，但货舱里的瓷器依然保存完好——大量的青瓷碗、白瓷盘整齐地堆放在一起，部分瓷器上还残留着香料的痕迹。
“这些瓷器是唐代广州官窑的产品，”方美怿拿起一件青瓷碗，仔细观察它的釉色，“釉色均匀，胎质细腻，和我们在苏门答腊唐代沉船里发现的瓷器完全一致。瓷器上残留的胡椒、檀香成分，证明这艘沉船是在进行‘瓷器—香料’贸易时沉没的，这与郑和船队‘以瓷易货’的贸易方式完全相同。”
欧阳宗明在沉船的船长室里，发现了一本用竹简写的《航海日志》。日志虽已部分腐朽，但仍能辨认出“贞元十三年，从广州出发，载瓷千件，往诃陵易香料，遇风暴沉于此”的字样。“这是唐代船员的贸易记录！”他激动地说，“里面提到的‘载瓷千件，往诃陵易香料’，与《瀛涯胜览》中‘郑和船队抵爪哇，以瓷器百件易胡椒百斤’的记载，在贸易规模和模式上高度相似，证明郑和的贸易航线是对唐代航线的延续。”
在清理沉船时，考古队发现了一具唐代船员的骸骨，骸骨被卡在货舱的瓷器堆中，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把青铜刀。经过法医检测，骸骨的年龄约35岁，骨骼上有明显的骨折痕迹，推测是在风暴中被瓷器砸伤，最终不幸遇难。
“他应该是这艘沉船的船长，”程远看着骸骨，感慨地说，“在风暴中，他没有放弃货物，而是试图保护这些瓷器，可惜最终没能逃过一劫。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古代航海者的坚韧与担当，也让我们更加理解，郑和船队的船员们为何能在惊涛骇浪中开辟出非洲针路——他们继承的，不仅是航线，更是先辈们的航海精神。”
当地政府为这位无名船员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碑上刻着“唐代航海者之墓”，程远亲自为纪念碑题词：“跨越千年的航海魂，连接古今的贸易情。”
考古队抵达印度南部的奎隆港——根据《岛夷志略》记载，这里是元代“小葛兰国”的都城，也是汪大渊“抵小葛兰，用庚酉针抵东非”的起航点，更是郑和船队“从奎隆，经马累岛，抵摩加迪沙”的重要中转站。程远站在奎隆的古灯塔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元代的牵星板，板面上刻着“一尺二寸”的刻度，与郑和船队使用的牵星板形制完全相同。
“早在元代，汪大渊就已用‘牵星术’导航前往东非，”林珊指着《岛夷志略》中“夜观北极星，定方位，用庚酉针行二十一日抵层拔国”的记载，“这里的‘夜观北极星’，就是‘牵星术’的核心——通过测量北极星与海面的角度来确定纬度。而郑和船队在非洲针路中‘用牵星板量北极星高度，定针路方向’，正是对这种技术的继承和完善。”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古灯塔旁的沙丘下，发现了一座元代水手的古墓。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牵星板（共12块，从一寸到一尺二寸不等）、一枚罗盘和一本《牵星口诀》抄本。《牵星口诀》里记载的“北极星七指，抵马累岛；北极星五指，抵摩加迪沙”，与《郑和航海图》中的“牵星数据”完全一致。
“这是元代‘牵星术’的实物证据！”方美怿激动地说，“这套牵星板的刻度精度达到了0.1寸，比宋代的牵星板更加精准。《牵星口诀》里的‘七指’‘五指’，对应现在的纬度约4°N和2°N，与马累岛、摩加迪沙的实际纬度完全吻合，证明郑和船队的‘牵星术’是直接继承自元代的航海技术！”
郑海峰的摄像机在古墓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幅壁画——画中描绘了元代水手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的场景，旁边还标注着“庚酉针”“壬丙针”等针路方向。“这幅壁画太直观了！”郑海峰兴奋地说，“它生动地展现了元代水手‘昼看针、夜观星’的航海方式，而这正是郑和船队在非洲针路中采用的导航模式。”
印度考古部门得知这一发现后，主动提出与中国考古队联合研究“元代—明代牵星术传承”项目。双方共同举办了“牵星术与非洲针路”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印度、肯尼亚等国的学者，围绕“牵星术如何影响郑和航线”展开深入讨论。
印度考古学家拉吉夫感慨地说：“过去我们只知道郑和船队曾到过印度，但不知道他的航海技术与印度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这次发现的元代牵星板，证明了中印航海技术的交流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存在，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宝贵财富。”
“海探七号”抵达阿拉伯半岛的亚丁港——根据《郑和航海图》记载，这里是“马尔代夫—埃尔—亚丁”针路的终点，也是郑和船队“分腙”前往埃及、波斯湾的重要港口。程远站在亚丁的古港遗址旁，手里捧着一件明代的青花瓷碗，碗底的“永乐年制”款识清晰可见，与《瀛涯胜览》中“郑和船队抵阿丹（亚丁），赐瓷器、丝绸，酋长献乳香、没药”的记载相互印证。
“早在唐代，亚丁就已是‘广州通海夷道’的终点之一，”林珊展开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航线图，图上标注的“自三兰国（东非）正北二十日行，至设国（席赫尔），又十日行至亚丁”，与《郑和航海图》中“东非—亚丁”段的针路基本一致，“唐代商船常在此用瓷器交换乳香、没药，而郑和船队的‘朝贡贸易’，正是在这种传统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亚丁港的货栈区，发现了大量的明代瓷器残片，其中包括青花瓷、青瓷、白瓷等多种类型，部分瓷片上还刻着“赏赐”二字。“这些瓷器是明代官窑的产品，”方美怿用光谱仪检测瓷片，“青花料是苏麻离青，胎土是景德镇高岭土，与‘清和号’沉船出土的瓷器完全一致。刻有‘赏赐’二字的瓷片，证明它们是郑和船队赏赐给亚丁酋长的礼物，是‘朝贡贸易’的实物证据。”
郑海峰的声呐设备在亚丁港外的深海区，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沉船的货舱里，除了大量的瓷器，还有不少乳香、没药的残留，以及几枚阿拉伯银币。“这艘沉船应该是郑和船队的补给船，”郑海峰说，“它的航线与《郑和航海图》中‘亚丁—波斯湾’段的针路一致，证明郑和船队的针路不仅覆盖东非，还延伸到了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航海网络。”
亚丁博物馆将这些明代瓷器残片与当地出土的阿拉伯文物一同展出，吸引了大量游客。博物馆馆长穆罕默德说：“这些瓷器不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是亚丁的历史记忆。它们证明了早在六百年前，亚丁就已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交流的桥梁，而这种交流，一直延续到今天。”
程远在博物馆的演讲中说：“郑和的非洲针路不是孤立的航线，而是连接亚非欧的航海网络。从东非的摩加迪沙到阿拉伯半岛的亚丁，从印度的奎隆到中国的泉州，这条航线不仅传播了商品，更传播了和平、合作、包容的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继承和发扬的航海精神。”
“郑和非洲针路与全球航海文明”国际特展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展厅内，从汉代的西沙航标石板到明代的亚丁青花瓷，从元代的牵星板到宋代的泉州海图，一件件文物串联起中国南海航线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也展现了郑和非洲针路对全球航海文明的深远影响。
联合国秘书长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考古人用严谨的工作，还原了一条跨越两千年的航海奇迹。郑和的非洲针路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证明了和平交流、互利共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主题，这对当今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程远站在展厅的核心区域，向各国代表介绍：“从汉代的‘唯望星宿’到明代的‘罗盘针路’，中国航海技术的发展从未中断。郑和的非洲针路，是这种技术传承的巅峰，它不仅连接了亚非大陆，更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今天，我们发掘这些文物，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更是为了传承和平、合作、包容的航海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带着他们五岁的儿子欧阳海禾，站在“清和号”复原模型旁。海禾手里拿着一个迷你版的罗盘，奶声奶气地说：“爸爸，妈妈，我以后也要当考古学家，去找更多的大船故事！”
方美怿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好啊，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起去东非，去南海，把爷爷、奶奶没有发掘完的航海故事继续讲下去。”
程远和林珊站在不远处，看着这温馨的一幕，相视而笑。“你看，”林珊靠在程远肩上，“我们的考古事业有了传承，郑和的航海精神也有了新的守护者。这就是我们毕生追求的意义。”
程远握住她的手，望向展厅外的联合国大厦：“非洲针路的探索还没有结束，未来，我们还要去埃及的艾特伯港，去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去南非的厄加勒斯角，寻找郑和船队向西延伸的更多证据。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中国古代航海文明的辉煌，会被更多人知道，会永远照亮人类文明交流的航程。”
夕阳下，“清和号”复原模型的帆影在联合国总部的玻璃幕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仿佛一艘真正的宝船，正沿着两千年的南海航线，再次驶向那片承载着友谊与传奇的海洋。而程远和他的伙伴们，也将继续在考古的道路上前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也是属于中国海洋文明的新篇章——这篇章里，有跨越千年的技术传承，有不同文明的和平对话，更有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未来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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