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香碑的碑侧刻痕与通事之谜
2038年孟夏，泉州灵山圣墓的古榕浓荫如盖，细碎的阳光透过叶隙洒在青石板路上，映出斑驳的光影。“海探七号”考古队的脚步踏碎了寺内的宁静，程远站在郑和行香碑前，指尖轻轻抚过冰凉的青石表面。碑高144厘米，宽28.2厘米，碑文“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字字清晰，笔力遒劲，历经六百年风雨侵蚀，仍透着一股庄重肃穆之气。
这通石碑是郑和来过泉州的核心物证，史学界早已熟知，但程远总觉得其中还有未被挖掘的秘密。他的目光掠过碑文，从“钦差总兵太监”到“镇抚蒲和日记”，逐字审视，突然停留在碑侧靠近底部的位置——那里有一道极浅的刻痕，细如发丝，若不是阳光斜照形成的阴影，几乎难以察觉。“大家来看这里，”程远的声音带着一丝兴奋，“这道刻痕不像是自然风化的痕迹，更像是人为划刻的。”
郑海峰立刻取来便携式显微镜，调整焦距对准刻痕。屏幕上，一串不规则的符号清晰显现：有圆点、短线，还有类似阿拉伯文字母的简化变体，既非汉字，也非标准的阿拉伯文，更像是某种密码或暗记。“刻痕深度约0.1毫米，是用坚硬的金属针类工具划刻的，”郑海峰仔细观察后分析，“刻痕周围的氧化层与碑体其他部分一致，说明刻制时间至少在百年以上，大概率是清代或民国时期之前留下的，可能是知晓内情的人留下的线索。”
程远翻阅随身携带的《蒲氏族谱》复刻本，其中记载：“日和，字贵甫，寿成公次子。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元至正间，清真寺损坏，里人金阿里与之共成厥事，重修门第，皆以大石板砌成之，极其壮观。石匾额上镌有名字，至今犹存。至永乐十三年（有的抄本为十五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族谱中记载的名字是“蒲日和”，而行香碑上的署名是“蒲和日”，史学界一直普遍认为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颠倒错误，但程远此刻却生出一个大胆的猜想：“会不会这不是笔误，而是刻意为之？‘和日’是蒲和日在立碑时使用的公开署名，‘日和’是他的本名，而碑侧的符号，或许就是用来验证他身份的暗记？”
为了寻找更多线索，考古队扩大勘探范围，在圣墓回廊的另一侧墙角，发现了一块被杂草和瓦砾掩埋的残碑。残碑仅存三分之一，表面风化严重，但上面“通事”“译语”“联番”等字样仍能辨认，其石材质地、刻字风格与行香碑完全一致。“这应该是行香碑的附属碑刻，”林珊小心翼翼地清理残碑表面的浮土，“上面提到‘蒲氏和日，通番译语，累有功勋’，这说明蒲和日的核心身份并非‘镇抚’，而是‘通事’——也就是翻译，而且是精通西洋语言、熟悉风土人情的核心翻译人才。”
结合碑侧的神秘符号，程远的思路逐渐清晰：“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目的地首次深入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伊斯兰教国家，急需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且了解当地宗教习俗、贸易规则的通事人才。泉州作为宋元时期的世界名港，居住着大量阿拉伯、波斯后裔，是招募这类人才的最佳之地。郑和来灵山圣墓行香，表面是宗教祈福，实则是以此为幌子，与蒲和日等潜在通事人才接头，选拔核心团队成员。碑侧的符号，很可能是通事团队内部使用的联络暗号，用于识别身份、传递机密信息。”
为了破解符号之谜，考古队专程前往泉州蒲氏宗祠。宗祠位于市区涂门街附近，始建于明代，至今仍保存完好。78岁的蒲氏族长蒲振明得知考古队的来意后，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从宗祠阁楼的木箱中取出一本泛黄的《蒲氏译语手札》。手札用宣纸书写，字迹娟秀，记录着宋元时期泉州通事常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及翻译技巧。在手册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折叠的麻纸，上面画着一串与行香碑侧完全相同的符号，旁边用阿拉伯文标注着音译。“这是我们蒲家祖传的‘暗语符号’，”蒲振明解释道，“宋元时期，泉州通事经常参与海外贸易，为了防止商业机密泄露，就创造了这套符号，每个符号对应一个核心词汇，只有家族内部的通事才能看懂。”
经过蒲振明的解读，碑侧符号的含义终于揭晓：“择贤、译语、联番、秘行”。这八个字精准地概括了郑和此次泉州之行的核心目的——选拔贤能的通事人才，负责西洋诸国的语言翻译，联络海外番国的穆斯林首领，全程秘密进行，不对外张扬。“这就完全印证了我们的猜想，”程远兴奋地说，“行香碑不仅是宗教活动的见证，更是郑和选拔西洋通事的‘招募令’，碑侧符号是通事团队的身份标识和任务暗号，确保招募到的是可靠、专业的核心人才，避免机密泄露。”
但新的疑问又随之而来：《蒲氏译语手札》中记载，蒲和日在永乐十三年就已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而行香碑的时间是永乐十五年五月，属于第五次下西洋期间。如果蒲和日早已是船队成员，为何会在泉州为郑和立碑？这中间是否存在时间线的矛盾，还是另有隐情？
二、清净寺的古井秘藏与玉玺疑云
带着蒲和日的时间线矛盾，考古队前往泉州清净寺。这座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伊斯兰教寺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院之一，资料记载蒲和日曾参与重修清净寺，寺内或许留有他的活动痕迹。
清净寺的庭院整洁肃穆，礼拜殿的拱门线条流畅，透着浓厚的阿拉伯建筑风格。在寺院后院的角落里，一口被石栏围起来的古井引起了程远的注意。井壁由青石板砌成，井口边缘布满了岁月的磨痕，刻着一圈模糊的阿拉伯文铭文，与行香碑的刻字风格相似。“这口井的形制与永乐年间的建筑风格一致，”程远仔细观察井口，“资料中说蒲和日重修清净寺，或许这口井就是他主持修建的，井中可能藏有相关遗物。”
考古队在做好保护措施后，使用专业的水下探测设备对古井进行勘查。探测结果显示，井深约12米，井底有一个密封的陶瓮。队员们用特制的打捞工具小心翼翼地将陶瓮吊出井口，陶瓮表面包裹着厚厚的淤泥，打开密封的瓮口，里面整齐地存放着一卷丝质文书和一枚铜制印章。
丝质文书题为《蒲和日航海纪事》，因长期浸泡在井水中，部分字迹已模糊，但核心内容仍可辨认。文书开篇写道：“永乐十三年，余奉诏随郑和公第四次下西洋，往忽鲁谟斯寻传国玉玺，遍历西洋诸国，未果。十五年春，返泉州待命，待公行香毕，复随第五次远航。”铜制印章为方形，边长约5厘米，印文为篆书“西洋通事总领”，印章背面刻着“蒲和日印”和“永乐十五年制”的字样。
“原来如此！”程远恍然大悟，“蒲和日在第四次下西洋时，就已加入船队，核心任务是寻找传说中失落的传国玉玺。任务结束后，他于永乐十五年春返回泉州待命，恰逢郑和来灵山圣墓行香，便再次加入船队，参与第五次远航。行香碑正是他在待命期间所立，既记录了郑和的行香活动，也以‘镇抚’的公开身份掩盖自己‘通事总领’的核心职责，同时标记自己已做好再次随船出发的准备。”
文书中提到的“寻传国玉玺”一事，让整个考古队都感到震惊。史料中从未记载郑和下西洋有寻找玉玺的使命，这是否是明成祖朱棣赋予郑和的秘密任务？程远结合历史背景分析道：“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皇位，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民间一直流传着建文帝携传国玉玺逃亡海外的说法。朱棣登基后，虽然稳定了政权，但传国玉玺的缺失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因此，他派遣郑和下西洋，表面上是‘宣德化而柔远人’，宣扬国威、促进贸易，实则暗藏着寻找建文帝和传国玉玺的秘密使命。这也是郑和多次深入西洋诸国，尤其重视与伊斯兰教国家联络的重要原因——建文帝若逃亡海外，很可能会寻求当地政权的庇护，而通过穆斯林通事联络海外首领，更容易获取相关线索。”
对铜制印章的成分检测显示，其铜锡铅合金比例为85:12:3，与之前在南平发现的郑和铜钟合金比例完全一致，证明这枚印章是由官方统一铸造的正式信物。“‘西洋通事总领’的印文，说明蒲和日并非普通的通事，而是整个通事团队的负责人，”郑海峰分析道，“他的职责不仅包括语言翻译，还负责统筹协调所有通事，联络海外诸国的穆斯林首领和商人，打探玉玺和建文帝的下落，是郑和执行秘密使命的核心助手。”
在清净寺的藏经阁，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明代手抄本《西域见闻录》，作者正是蒲和日。书中详细记录了他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在忽鲁谟斯、阿丹、古里等国的见闻，其中一段记载尤为关键：“忽鲁谟斯国商贾云集，多有波斯、阿拉伯商人往来。闻传言，建文皇帝曾遁至古里国，携一玉印，号传国之宝，后又往阿丹国方向去。公命吾联络当地穆斯林长老，多方打探，终无所获，仅得玉印拓片一纸，呈于公。”这段记载不仅印证了寻找玉玺的秘密使命，还提供了建文帝可能的逃亡路线，也解释了为何郑和在第五次下西洋时，会重点前往阿丹、木骨都束等非洲东岸国家——正是为了追寻这条线索。
三、德济门的码头遗迹与市舶司秘辛
2038年盛夏，泉州德济门遗址考古现场，烈日炙烤着大地，队员们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德济门是泉州古城的南门，始建于南宋，明代重修，是宋元时期泉州港的重要门户，也是市舶司所在地。资料记载，明初福建市舶司仍设在泉州，直至成化年间才迁往福州，郑和来泉州，必然要与市舶司打交道，办理相关手续、补充物资。
在清理遗址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了一处明代码头的残迹。码头由巨大的青石板铺砌而成，石板之间用糯米灰浆粘合，虽然部分已坍塌，但仍能看出当年的规模。石板表面留有明显的船缆磨损痕迹，痕迹宽度约10厘米，与郑和宝船船缆的尺寸高度吻合。“这处码头应该是郑和船队停靠泉州时使用的专用码头，”程远站在码头遗迹上，望着不远处的晋江入海口，“从码头的规模和磨损程度来看，郑和船队曾多次在此停靠，补充物资、招募人员。”
在码头附近的土层中，考古队发现了一批明代的市舶司档案残片。这些档案用麻纸书写，因长期埋藏在地下，部分已腐朽，但通过红外扫描技术，大部分文字得以还原。档案中记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太监郑和率舟师抵泉，泊德济门码头。市舶司奉诏供给丝绸三千匹、瓷器五千件、粮食万石，另招募通事二十人、航海工匠五十人、水手三百人，皆闽籍，熟通西洋航路及番语者优先。”
“这些档案证实，郑和来泉州绝非单纯的行香和招募通事，而是一次大规模的后勤补给和人员扩充，”林珊解读着档案残片，“市舶司作为官方贸易管理机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负责统筹协调物资供应和人员招募，为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档案残片中还有一段记载引起了程远的注意：“秘调泉州港船坞工匠三十人，携修船工具，往长乐太平港，参与宝船修缮。”这与之前在长乐太平港船坞遗址发现的“福船构件”相互印证。“泉州的造船技术在宋元时期就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程远分析道，“郑和宝船主要由南京龙江船厂建造，但宝船在远航中会出现磨损和损坏，需要专业的工匠进行维修。泉州船坞工匠熟悉海洋环境和船舶结构，尤其擅长修理适应西洋航路的船舶，他们被调往长乐，参与宝船修缮，极大地提升了船队的航行安全性。这也说明，郑和下西洋是全国航海资源的集中调配，并非单一地区的努力。”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一份完整度较高的档案中，记载着“郑和船队在泉所补物资，官库拨付仅占三成，余七成皆为泉州富商捐赠，其中蒲氏捐赠丝绸千匹、瓷器五百件，林氏捐赠粮食五千石，蔡氏捐赠白银千两”。这与史料中记载的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耗费巨大、全由官方出资的说法相悖。“难道郑和下西洋还有民间资本的支持？”林珊疑惑道。
程远立刻查阅《泉州府志》和相关族谱，在《蒲氏族谱》中找到了答案：“永乐十五年，郑和公来泉，先祖和日献策，言泉州富商久与西洋通商，愿捐物资，求随船通番之权。公许之，约定凡捐赠物资逾千两者，可派商随船，至西洋诸国贸易，免关税三成。”“原来如此！”程远恍然大悟，“郑和下西洋不仅是官方的外交和秘密使命，还承载着泉州民间商人的贸易诉求。泉州富商通过捐赠物资，换取随船前往西洋贸易的特权，既解决了船队的物资短缺问题，又为民间商人开辟了新的贸易渠道，形成了‘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合作模式。市舶司则在其中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既保障官方使命的执行，又规范民间贸易活动，实现了双赢。”
四、天后宫的碑刻残片
“随行的蒲和日负责翻译和联络泉州穆斯林社群，航海士吴普则是泉州晋江人，熟悉西洋航路，船匠陈阿四来自泉州船坞，擅长修造远洋海船——这三人正是郑和为第四次下西洋精心挑选的核心技术骨干。”程远指着碑文中的随行人员名单，“祭告天妃只是公开借口，真实目的是与这些核心人才接头，商议修船、导航、翻译等关键事宜，为远航做最后的准备。”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考古队在天后宫庙侧的厢房遗址展开挖掘。根据碑刻“议修船之事于庙侧”的记载，这里很可能是当年郑和与工匠们商议修船事宜的场所。果然，在遗址的地基深处，发现了一批明代的船用构件残片和修船工具，包括铁犁铧、木钻、墨斗等，构件残片上刻着“宝船四号”的字样，与南京龙江船厂出土的宝船构件标记完全一致。“这些构件是宝船的备用零件，”郑海峰分析道，“说明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前，确实将部分宝船的维修工作交给了泉州船匠，天后宫庙侧的厢房曾作为临时的修船议事厅。”
在厢房遗址的一处暗格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本残破的《祭告纪事》，上面记载着郑和祭告天妃的详细流程，与其他使臣的祭告仪式有明显区别。“普通使臣的祭告仪式仅包含祈福、献祭品等环节，而郑和的祭告仪式中，增加了‘阅视舟师’‘点验工匠’的环节，”林珊对比仪式流程，“这进一步证明，祭告天妃只是幌子，真实目的是借祭告之机，检阅泉州招募的船员和工匠，确保他们具备随船远航的能力。”
更令人意外的是，《祭告纪事》中还记载了一段隐秘的对话：“和曰：‘此次远航，涉西洋数万里，需通番语者、识星象者、善修船者，诸公可荐贤才。’蒲和曰：‘泉州多番商后裔，通番语者众，吾可荐二十人；航海士吴普，识西洋星象，可掌针路；船匠陈阿四，修船技艺精湛，可领修船之事。’和颔首许之。”这段记载清晰地还原了郑和通过祭告仪式招募核心人才的过程，也解释了为何泉州能为郑和船队输送大量优质的通事、航海士和船匠。
但反转很快出现。在《祭告纪事》的附录中，发现了一段被刻意涂抹的文字，经技术还原后显示：“祭告毕，密会泉州富商于天后宫后殿，商议通商之事，许以西洋珍品之利。”“这说明郑和的祭告活动，还承载着协调民间贸易利益的使命，”程远感慨道，“泉州富商掌控着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源，郑和需要他们的支持，才能获得充足的物资补给和可靠的贸易情报；而富商们则通过捐赠物资、推荐人才，换取随船通商的特权和西洋珍品的采购权。这种‘官方使命与民间利益绑定’的模式，是郑和下西洋能够持续近三十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考古队在天后宫后殿的遗址中，进一步发掘出一批明代的贸易凭证，包括丝绸、瓷器的订单和白银的转账记录，凭证上有郑和船队官员和泉州富商的共同签名。“这些凭证证明，郑和与泉州富商的秘密会面确实存在，”程远说，“他们通过天后宫这一宗教场所，掩盖了官方与民间的贸易合作，既保障了朝廷的‘宣德化’使命，又满足了民间的贸易诉求，实现了双赢。”
五、泉州港的水下沉船与航线秘辛
2038年暮冬，泉州湾的海水冰冷刺骨，“海探七号”的水下考古分队在德济门码头附近的海域展开探测。根据之前的考古发现，郑和船队曾多次停靠泉州，补充物资、招募人员，这里很可能留有船队的相关遗物。
水下探测器在海域深处约15米处，发现了一艘明代沉船的残骸。沉船的船体已部分腐朽，但仍能看出大致轮廓，船长约20米，宽约6米，属于典型的福船形制。“这艘船的尺寸和结构，与史料中记载的郑和船队中的‘坐船’（运输船）一致，”水下考古队员通过实时画面汇报，“船体上有明显的火烧和撞击痕迹，可能是遭遇意外沉没的。”
经过数月的水下清理，考古队打捞出一批沉船遗物，包括瓷器、丝绸、航海仪器和船员的生活用品。其中一件青花瓷盘上刻着“永乐十五年制”的字样，与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间吻合；一个铜制罗盘的指针虽已锈蚀，但刻度盘保存完好，上面标注的磁偏角与灵山圣墓行香碑侧符号破解出的“针路校准数据”一致；还有一本残破的《针路日志》，上面用毛笔记录着泉州至忽鲁谟斯的航线细节，包括“泉州开船，用丁未针，五更，过澎湖”“用坤申针，十更，抵占城”等针路信息，与《郑和航海图》的公开航线有多处差异。
“这本《针路日志》记录的是一条秘密航线，”程远对照《郑和航海图》，“公开航线避开了部分危险海域，但航程较长；而秘密航线虽然风险较高，但航程缩短了近十天，且标注了多处未公开的补给点和贸易据点。这应该是郑和船队为执行秘密使命专门开辟的航线，用于快速往返西洋诸国，打探玉玺和建文帝的下落。”
在沉船的货舱中，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特殊的货物——数十箱未开封的丝绸和瓷器，上面印有“蒲氏商行”的标记。结合之前的贸易契约，这些货物显然是泉州蒲氏家族委托郑和船队运往西洋的贸易商品。“沉船的位置在泉州湾的航道附近，结合船体的损坏痕迹，推测是在第五次下西洋出发不久后，遭遇风暴或海盗袭击沉没的，”郑海峰分析道，“这艘沉船不仅是郑和船队停靠泉州的实物证据，还印证了‘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贸易模式，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经济维度提供了重要线索。”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沉船的船长舱内，发现了一个密封的铁盒，盒内装有一卷丝质地图和一封书信。丝质地图是泉州至阿丹国的详细航线图，上面标注着“玉玺可能藏匿处”的标记；书信是蒲和日写给家人的，内容为：“此次随郑和公远航，携秘图寻玉玺，若事成，可保家族富贵；若不成，恐难归矣。船中载蒲氏货物，望家人勿念。”
“这封书信进一步证实了郑和下西洋的秘密使命，”程远感慨道，“蒲和日不仅是通事总领，还是秘密使命的核心执行者，他的家族利益与朝廷使命深度绑定。这艘沉船的沉没，可能是一场意外，也可能是为了保守秘密而故意为之——如果船只是被海盗劫持，为了不让秘密航线和使命泄露，船员可能选择烧毁船只，与船同沉。”
六、泉州行香的多重真相
2039年春，“郑和泉州行香——多重使命的历史见证”国际特展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隆重开幕。展厅内，灵山圣墓的行香碑、清净寺的《蒲和日航海纪事》、德济门的市舶司档案残片、天后宫的祭告碑刻、泉州湾沉船的针路日志和贸易凭证等文物一字排开，通过多媒体技术还原了郑和在泉州的活动场景，完整呈现了泉州行香背后的多重历史真相。
程远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身后的大屏幕同步展示着考古发现的关键证据：“泉州行香，绝非一次简单的宗教祈福活动，而是郑和下西洋多重使命的集中体现。通过考古发现，我们还原出郑和来泉州的三重核心使命：一是招募通事、航海士、船匠等专业人才，组建核心技术团队，为深入西洋伊斯兰教国家提供支撑；二是执行寻找建文帝和传国玉玺的秘密使命，通过联络泉州穆斯林社群和海外番国首领，获取关键线索；三是协调官方与民间的利益，通过与泉州富商合作，补充物资、开辟贸易渠道，形成‘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双赢模式。这三重使命相互交织，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复杂图景，也展现了明代中国航海事业的先进性和包容性。”
程远进一步阐述：“泉州作为宋元时期的世界名港，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这里有精通番语的通事、熟悉航路的航海士、技艺精湛的船匠，有充足的物资补给和先进的造船技术，有多元包容的宗教文化和发达的海外贸易网络。灵山圣墓的行香、清净寺的秘密联络、德济门的物资补给、天后宫的人才招募、泉州湾的航线开辟，共同构成了支撑郑和远航的‘泉州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是技术和物资的保障，更是文化包容与利益共享的典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明对话专员在致辞中评价：“中国考古人的系列发现，彻底改写了我们对郑和下西洋的认知。泉州行香背后的多重使命，展现了明代中国‘多元一体’的航海战略——既有维护皇权的政治诉求，也有促进贸易的经济愿望；既有先进的航海技术，也有包容的文化理念；既有官方的主导作用，也有民间的积极参与。这些发现，为研究世界航海史和文明交流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当代全球合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特展期间，程远团队发布了《泉州行香考古报告》，详细阐述了考古发现的全过程、研究成果和历史意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蒲氏宗祠的蒲振明老人，将家族珍藏的《蒲和日航海纪事》复刻本和“西洋通事总领”印章的拓片捐赠给了博物馆，让更多人得以见证这段隐藏的历史。
展览闭幕后，程远站在泉州湾的古码头，望着远方的大海。初春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仿佛六百年前郑和船队扬帆起航的盛况就在眼前。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夹杂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让人心潮澎湃。
“海探七号”的汽笛声在远方响起，下一站，他们将前往江苏太仓刘家港，探寻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遗迹，继续挖掘那段波澜壮阔的航海传奇。程远知道，郑和下西洋的谜团还有很多，比如永乐二十二年的第八次远航是否真的存在，传国玉玺最终的下落如何，这些都等待着考古发现去揭晓。
但此刻，站在泉州这片多元文化交融的土地上，程远深刻体会到，郑和下西洋留给世界的，不仅是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广阔的贸易网络，更是一种包容互鉴、互利共赢的文明交流理念。灵山圣墓的伊斯兰教印记、天后宫的妈祖信仰、德济门的商业繁华、清净寺的文化融合，共同构成了泉州的历史底色，也正是这种底色，让泉州成为支撑郑和远航的核心枢纽。
程远转身望向泉州城，古城的轮廓在夕阳下格外清晰。清净寺的宣礼塔、天后宫的飞檐翘角、灵山圣墓的古榕浓荫、德济门的残垣断壁，每一处遗迹都在诉说着六百年前的传奇。这些传奇，不仅是中国的历史遗产，更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以包容之心拥抱世界，以进取之志探索未知，以共赢之念促进合作，这正是郑和下西洋留给我们的永恒启示，也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核心密码。
随着“海探七号”缓缓驶离泉州湾，程远知道，考古的旅程永无止境，历史的真相终将在一次次发掘中浮出水面。而泉州行香的故事，将作为郑和下西洋多重使命的生动见证，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后人继续探索、交流、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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