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皇帝登基，沈惊鸿以帝师之尊兼参赞军国机务，其影响力如水银泻地，迅速渗透至帝国的中枢神经。得益于皇帝对格物实学的推崇以及沈惊鸿多年来的布局与经营，一场静悄悄却力度空前的官员汰换与朝堂风气变革，在天启初年拉开了序幕。
汰换冗员，擢升实干
过去的朝堂，奏对之时，往往充斥着引经据典的空泛道德文章，或是相互攻讦的党争言论，于实际政务推进裨益甚少。天启帝在沈惊鸿的潜移默化下，对此等风气深恶痛绝。登基不久，吏部在皇帝和沈惊鸿的授意下，开始以“考成”为名，推行一套全新的官员考核标准。
这套标准，不再仅仅看重官员的科举名次、文章华彩或是清议名声，而是前所未有地加重了实务政绩的权重。户部官员，需考核其辖下税粮征收效率、库银周转率、赈灾钱粮发放到位情况；工部官员，则需看其负责的工程进度、物料损耗、以及所造器械是否符合“精密制造局”颁布的新定标准；兵部官员，则需关注军械更新速度、边镇粮饷实际到位率、以及塘报信息的准确性与时效性。甚至地方督抚、州县官员，也需定期上报辖区内垦荒亩数、水利兴修、人口增殖、讼狱清结等具体数据。
此令一出，朝野震动。那些习惯于清谈、善于钻营却缺乏实际理政能力的官员，顿时慌了手脚。他们拿不出像样的政绩数据，在御前奏对时，一旦被皇帝或沈惊鸿追问具体细节，便支支吾吾，漏洞百出。天启帝虽年轻，却有着格物之学培养出的严谨思维，最厌含糊其辞。几次三番后，一批这样的官员或被罢黜，或被调任闲职，黯然离开了权力核心。
与此同时，一批具有实干才能的官员被迅速擢升。他们或许科举名次不高，或许不擅诗词歌赋，但于钱谷、刑名、工程、军务等领域各有专长。其中，不少是早年便与沈惊鸿、徐光启交往，或在“格物学堂”进修过，对实学抱有认同感的官员。例如，精通水利测算的郎中李国普被破格提拔为工部右侍郎；善于理财、曾在江南整顿钞关卓有成效的知府王志坚被调入户部，主持清厘亏空；就连在澎湖之战中立下战功的水师将领陈璘，也被调入兵部任职，以其经验推动水师革新。朝堂之上，务实的面孔逐渐增多。
最大的变化，体现在每日的朝会之上。以往那种云山雾罩、各说各话的场景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高效、更具针对性的议事氛围。
这一日，朝会议题是讨论漕运河道某关键河段的疏浚方案。工部官员不再是空泛地奏报“河道淤塞，亟需疏浚”，而是呈上了详细的河道剖面测绘图纸、不同区段淤泥厚度的数据表格、以及基于水流速度计算的预计工程量和所需人工、物料清单。甚至，他们还带来了“动力研习所”最新试制的蒸汽驱动挖泥船的模型和效率测试报告。
“陛下，各位大人，”主持此事的工部官员指着图纸和数据，侃侃而谈，“根据实测，此段河道最窄处淤积已达三尺，若采用传统人工疏浚，需征发民夫五千，耗时三月，且易延误漕期。若采用新式蒸汽挖泥船，据‘动力研习所’测算，仅需两艘，辅以少量人工，月内即可疏通，且对漕运影响最小。这是详细的费用对比……”
龙椅上的天启帝听得十分专注，不时发问：“此蒸汽挖泥船耗煤几何？维护是否便捷？与旧法相比，虽省时，但初期投入是否过高？”问题直指关键。
沈惊鸿立于班中，适时补充道：“陛下，新式机械初期投入确高于人工，然其效率远超人力，且可重复使用于其他河段。长远计，不仅能保障漕运畅通，节省大量人力投入农事或其他工程，更能借此积累机械运用之经验，利在千秋。且此次工程数据，亦可为日后改进机械提供依据。”
户部尚书也依据报表，核算了两种方案的总体花费和对国库的影响。
一场原本可能争论数日而无果的朝议，在数据、图纸和务实讨论中，不到一个时辰便形成了决议：批准试用新式挖泥船，工部与“动力研习所”协同办理，户部按计划拨付款项。
这样的场景，在天启初年的朝会上越来越常见。讨论边饷，必有详细的粮草消耗、运输路径和成本分析；议及屯田，必有垦殖面积、作物产量、水利配套的汇报。空谈道德心性的奏疏虽未绝迹，但显然已不再是主流，甚至会被皇帝不耐烦地打断，要求“直言实务”。
格物新政：体系化的推进
借着这股“实干兴邦”的东风，沈惊鸿顺势推动了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变革，可称为“格物新政”。
其一，确立格物学官地位。在沈惊鸿的建议下，皇帝下旨，于翰林院下增设“格物院”，选拔通晓算学、格物之士入值，品级与传统翰林官等同。其职责不仅是研究、翻译泰西典籍，更负责审核各项工程计划的技术可行性，制定各行业技术标准（如度量衡、军械制式、建材规格），并参与官员考成中技术性较强的部分评议。此举，首次在传统科举体系之外，为技术型人才开辟了一条稳定的晋升通道，虽然初期规模不大，且引来守旧派“以技乱道”的讥讽，但其象征意义和长远影响极为深远。
其二，推动官营工坊技术升级。在“精密制造局”的成功示范下，沈惊鸿开始有计划地将部分相对成熟、非核心的标准化生产技术（如标准件铸造、简易机床操作、质量检测流程），向江南制造局、兵仗局等主要官营工坊推广。并派出“格物学堂”的毕业生和技术骨干前往指导，旨在全面提升官营手工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逐步建立起一个以“精密制造局”为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核心的、更有效率的国营工业体系雏形。
其三，鼓励“学以致用”。“格物学堂”的教学更加注重与实践结合。学员需参与实际的工程项目测算，或到“动力研习所”、官营工坊进行实习。优秀的毕业学员，不仅可进入“格物院”或各技术部门，也被鼓励到地方州县，协助处理水利、工造等具体事务。一种重视实践、推崇专业的风气开始在年轻的士子中悄然形成。
潜流与挑战
当然，变革绝非一帆风顺。被触动了利益的保守势力虽暂时蛰伏，但怨气并未消散。他们私下里讥讽沈惊鸿为“匠作尚书”，攻击格物院是“百工之院”，污蔑新政是“以器灭道”，等待着反扑的机会。阉党势力虽然扩张受阻，但魏忠贤等人并未放弃，他们也在学习适应新的规则，试图在实干派中寻找裂痕，或通过迎合皇帝的“兴趣”来曲线揽权。
沈惊鸿深知，眼下朝堂风气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皇帝个人的支持。一旦皇帝兴趣转移或受到其他力量的强烈影响，这股“实干”之风可能瞬间消散。他必须抓紧时间，将更多改革措施制度化、体系化，并培养出足够多的实干人才，形成一股能够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力量。
站在文华殿外，看着官员们手持卷宗、图纸匆匆往来，听着他们讨论的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义理，而是具体的数字、方案和工期，沈惊鸿心中既有欣慰，也有沉甸甸的压力。他知道，自己正试图给这个古老的帝国更换引擎，这过程注定充满风险。但放眼望去，辽东烽烟未熄，各地灾荒仍频，国库尚未充盈，他没有退路。唯有沿着这条艰难却正确的实干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方能在这危机四伏的天启朝，为大明搏出一线真正的生机。朝堂风气的改变，仅仅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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