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北平，早已没了往日的平和。
街头巷尾的标语被刷得愈发密集，红卫兵的红袖章在人群中晃得刺眼，高音喇叭里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搅得人心惶惶。
学校早已停课，课桌上积了薄薄一层灰，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涌上街头的狂热与混乱，“上山下乡”的号召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每个家庭，也吹乱了南锣鼓巷四合院里几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
刘光天、闫解放、贾梗，还有院里其他几个半大的小伙子，都被划进了“知识青年”的行列。
起初，他们还带着几分懵懂的热血，跟着人群喊口号、贴标语，可当下乡的通知真的递到手里时，所有的狂热都被现实浇得冰凉。
通知下来那天，四合院里的气氛格外压抑。刘光天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片，手指都在发颤。他是刘家的老大，从小没吃过太多苦，本想着读完中学找份安稳工作，没想到要被派去偏远乡下。
刘母坐在门槛上抹眼泪，一边给儿子收拾行李，一边絮絮叨叨：“光天，到了那边可照顾好自己，别冻着饿着，实在不行就想办法写信回来……”
二大爷刘海中蹲在一旁抽着烟卷，眉头皱成疙瘩，半晌才憋出一句：“去了好好干，别给家里丢脸。”
闫解放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
闫埠贵扒着通知上的地址看了又看，嘴里不停盘算：“怎么就分到河套地区了？听说那儿全是盐碱地，种不出庄稼，日子苦得很！”
他本想托关系给儿子换个好点的去处，可如今乱象四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冒头帮忙。
闫解放低着头，心里满是不甘，却也只能听天由命，闫埠贵反复叮嘱：“到了那儿别逞强，多跟领导搞好关系，有机会就往回调，城里总比乡下强！”
最让人心疼的是贾梗。
秦淮茹拿着通知，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她这些年辛辛苦苦拉扯三个孩子，好不容易把贾梗养到十七岁，刚能帮着家里搭把手，就要被派去千里之外的山区。
“棒梗，那边山高路远，气候又冷，你可怎么熬？”秦淮茹一边给儿子缝补厚实的棉衣，一边掉眼泪，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红糖、白面都塞进他的行李，“饿了就吃点，别委屈自己，记得常给家里写信。”
贾梗看着母亲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又酸又涩，他攥紧拳头：“娘，你放心，我能扛住，等我站稳了就接你和妹妹们过去。”
出发那天，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背着行李、戴着红花的知识青年，还有哭哭啼啼送行的家人。
刘光天、闫解放、贾梗也在其中，他们原本盼着能分到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可点名时才发现，几人被分到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刘光天去了内蒙古的偏远公社，那里冬天能冻裂耳朵，夏天蚊虫能吃人。
闫解放被派去了陕北的黄土高坡，沟壑纵横，土地贫瘠，喝水都得去几里外的沟里挑。
贾梗则要远赴西南山区，山高路险，交通闭塞，据说连通电都困难。
“怎么就分开了？”闫解放看着手里的分配单，一脸沮丧。
他们在四合院里一起长大，一起摸爬滚打，本以为下乡也能互相帮衬，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离散。
刘光天拍了拍两人的肩膀，强装镇定：“没事，咱们到了那边好好干，以后总有机会见面的。”话虽这么说，可眼里的迷茫谁都看得出来。
贾梗攥着母亲塞给他的手帕，用力点头：“你们也多保重，有难处就写信，能帮的咱们一定帮。”
火车鸣笛的那一刻，送行的家人哭声一片。秦淮茹追着火车跑了两步，嘴里喊着“棒梗保重”，眼泪模糊了视线。
刘母瘫坐在地上，哭得几乎晕厥；闫埠贵站在原地，望着火车远去的方向，眉头依旧没舒展开。
火车一路向西，越走越偏，窗外的景色从城市的砖瓦变成了荒凉的戈壁、崎岖的山路。
刘光天看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枯草，心里凉了半截——他想象过乡下的艰苦，却没料到会是这样的荒芜。
闫解放缩在座位上，看着手里皱巴巴的地址，心里满是忐忑，不知道黄土高坡上的日子会难成什么样。
贾梗则靠着窗户，心里惦记着母亲和妹妹们，也担忧着西南山区的未知生活。
几天后，他们各自抵达了目的地。
刘光天到了内蒙古的公社，迎接他的是土坯房、凛冽的寒风，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地，第一晚就冻得他缩在被窝里睡不着。
闫解放站在陕北的黄土坡上，看着沟壑纵横的地貌，喝着带着泥沙的水，瞬间没了力气。
贾梗则在西南山区的小村里落脚，村里不通公路，物资匮乏，吃的是掺着粗粮的窝头，住的是漏风的木屋。
他们被命运打散在不同的角落，各自面对从未经历过的苦难。
没有了四合院的邻里照应，没有了家人的庇护，这些曾经在胡同里调皮捣蛋的半大孩子，一夜之间被迫长大。
夜晚，刘光天裹着单薄的被子想念北平的暖，闫解放对着黄土坡发愁未来，贾梗则在煤油灯下给家里写信，报喜不报忧。
1967年的乱象，像一双无形的手，将这些年轻人推向了未知的远方。
他们在不同的艰苦之地挣扎求生，四合院的欢声笑语成了遥远的回忆，而那场仓促的离别，也成了他们心中难以磨灭的离散之痛。
未来的路还很长，谁也不知道，这样的苦日子要熬到什么时候，更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再次相聚在那个熟悉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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