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夫的梆子声还在远处回荡，我已起身披衣。
李四候在帐外，手里攥着一张新绘的舆图。他没说话，只将图轻轻摊开在案上。交州南境，山岭交错，水网密布，几处红点标记着尚未归附的部落聚居地。
“棉种的事，不能再拖。”我盯着那片空白区域，“织机可以等，人不能冻死。”
他点头：“昨夜我算了，若按每户冬衣需三尺粗布计，五十台新机昼夜不停，三个月才够一城之用。可原料若靠中原运来，山路难行，耗时费力，十不抵一。”
“那就去源头。”我抓起剑，系于腰间，“传令下去，整备农具、种子、铁锄，五人随行，即刻启程。”
李四抬眼：“不带兵？”
“带兵是征讨，我们是求种。”
天未亮透，队伍便出了成都北门。一路南下，越走山越深，路越窄。入交州界时，溪流横道，两岸藤蔓缠树，湿气扑面。沿途村落稀疏，多以竹楼架空而居，妇人织蕉布，男子持矛守田。
我们在一处大寨前止步。
寨墙由巨木削成，尖头朝外，围成环形。数十名壮年男子立于高处，手持长矛，目光冷峻。无人开口，也无旗帜迎风。
我解下佩剑，交给李四，又褪去外袍，只着短褐。随后从怀中取出匕首，在掌心划了一道。
血珠涌出，我举手向天，再抹于唇。
这是他们认得的礼——血誓为盟。
片刻后，寨门缓缓拉开一条缝。一名老者拄杖而出，身后跟着几个披兽皮的汉子。他看了我半晌，才低声问：“你来做什么？”
“种棉花。”我说，“不是征粮，不是收税，是合作。你们出地，我们出种、出法子、出人教怎么种。收成归你们，官府按市价加三成收购。”
老者皱眉：“汉官说话，哪次算数？前年说换盐巴，结果要我们拿牛抵；去年说修桥，来了就征丁。”
“我不是来征的。”我转头对李四，“把苗袋打开。”
他取出一个油布包，层层揭开，露出数十株嫩绿幼苗，根部裹着湿泥。这是系统所赐的早熟棉种，耐湿喜暖，正合此地气候。
“这叫棉花。”我说，“能纺线，能织布，一人种半亩，收的花够做两身冬衣。不信，可以先试一片地。”
老者仍不动。
我指了指寨旁一块荒坡：“就那儿。七日之内，我亲自带着人翻土、起垄、下种。若不出苗，我立刻离开，永不回来。”
他终于点头。
当夜，我们在寨外搭棚歇息。山风穿林，虫鸣不绝。李四蹲在火堆边，翻看带来的种植册子。
“明日开始，按‘松土三寸、行距二尺’来。”我说，“堆肥要用草木灰混人畜粪，提前半月沤好。这地方雨多，得挖排水沟。”
他应了声，又迟疑道：“他们……真会让我们动手？”
“不会。”我说，“所以我们要比他们更肯干。”
第二天清晨，我们带着工具上了坡地。
刚动土，就有十几个青年围过来，抱着胳膊站在边上冷笑。我不理，卷起裤腿，接过铁锄，一锄劈下。红壤坚硬，翻起来吃力，但我不停。李四和两名农匠也跟着干，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
到中午，翻了不到半亩。有人送来烤薯和水囊，是几个孩子偷偷送来的。
第三日暴雨骤至。
倾盆而下，山路变泥河。别人躲进棚子，我却冒雨往苗床跑。刚栽下的棉苗经不起冲刷，我用竹片搭起遮棚，又割芭蕉叶覆在上面。李四赶来帮忙，两人在雨里忙了两个时辰，浑身湿透，鞋陷在泥里几乎拔不出来。
夜里，寨中长老来了。
他站在棚口，看着我们烘干种子，忽然说：“你们……为什么不怕淋？”
“怕也没用。”我擦着锄头，“苗死了，明年就没布穿。”
他沉默许久，走了。
第七日，第一批棉苗破土。
嫩绿的小芽顶开泥土，在晨光中微微颤动。寨子里的人陆续围过来，蹲在地上看，伸手轻触叶片。
“真的活了。”有人喃喃。
当天下午，老者召集全族议事。傍晚时分，他亲自来到我们的营地。
“我们可以试种。”他说，“但有个条件——你要答应，绝不强征，不夺种，不占山。”
我站起身：“我可以歃血为誓。今日起，凡参与种棉之家，所产棉花，官府一律加价三成收购。若愿扩种，我们供苗、供肥、派人教。”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终于伸出手。
十日后，第一片棉田成型。
百步见方，整齐划一，苗株间距均匀，沟渠环绕。李四带着本地青年每日巡查，记录生长。有些孩子开始模仿我们画图记事，用炭笔在石板上描下行距与施肥时间。
然而我知道，真正的难关还没过。
这些苗虽活，但未必最适合此地。南方湿热，虫害多，若遇连雨，极易烂根。必须找到更耐旱抗病的本地品种。
第十五日，我请来几位年长妇人，请她们讲过去种过的“絮草”。
一位老妪说：“山上有种赤茎草，叶子像棉，开花白中带黄，纤维韧得很，祖上用来补渔网。但没人拿来纺线，嫌它太散。”
我心里一动：“还能找到吗？”
她摇头：“只有最老的几家藏着种子，说是传家宝，不给外人。”
我没有逼问。
二十日那天，首批试验棉田全面发苗，绿意盎然。我当众宣布：“这五亩地的收成，全部归参与劳作的各家所有，官府一根也不拿。”
当晚，寨门再次开启。
那位部落首领独自前来，肩披麻毯，手中捧着一个小皮袋。他在帐前跪坐下来，双手奉上。
“这是我族守了百年的‘赤茎棉’。”他的声音低沉，“从前谁要是偷种，会被逐出山林。因为我们怕汉人知道了，抢走种子，反过来卡我们的脖子。”
我接过袋子，没有立刻打开。
“现在你愿意给我？”
“我看到你雨里护苗，看到你和我们吃一样的烤薯，看到你划破手立誓。”他抬头，“你不像别的官。你是真想让人有衣穿。”
我郑重地将种子收好，转身取出一套铸铁锄具，又递上一本绢册，上面画满了种植要点与轮作安排。
“从今往后，每季收购价再提两成。”我说，“若你们愿意教更多部落种，官府还派工助耕。”
他深深叩首。
三十七日，我在东岭设下“南方农垦司”牌子。
李四被留下主持事务，带着一群年轻人丈量土地，规划梯田。百余名蛮夷青年手持铁犁，在红壤上划出一道道笔直的沟壑，如同大地新生的血脉。
我站在山口，袖中紧握那袋赤茎棉种。
远处，一架简易纺车正在试转，一名少女将刚刚弹好的棉絮搭上锭子，脚踩踏板，细白的纱线缓缓抽出。
风从山谷吹过，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
纱线突然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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